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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昆明世博会：战略就是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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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夏天的记忆是属于云南的。
在长达半年的’99昆明世博会上，全世界的目光都开始关注这个地处边陲的西部大省，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也因此一举步入了快车道，从一个丑小鸭出落成了白天鹅。
在当年世博会的策划报告中，王志纲曾写下这样一段题记：’99昆明世博会之于云南的意义，不单是关乎一个边疆省份能否代表国家成功举办一次国际性活动的问题，而是在于能否通过科学的策划整合云南省与国际、国内的各种相关资源要素，把世博会作为一个超级支点，用超绝的思路和经营手法作杠杆，借助这次机会撬动云南这个经济板块，在促成它的经济升级、转型的同时，亦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闯出一条令人耳目一新的超常规发展道路来。”
放眼今天的中国，但凡是有可能的城市，无不把会展经济作为提高城市和区域竞争力的利器，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但在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华背后，会展经济的同质化竞争也愈演愈烈，常常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卡拉OK、自娱自乐”
，狂欢结束之日也就是包袱背上之时，奶酪转瞬之间就变成了青涩的苦果。
如何驾驭好会展经济的风帆，最大限度地释放会展经济的拉动效应，正在成为每一个会展城市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严峻课题。
因此，工作室早在1997年介入的’99昆明世博会策划也就有了温故而知新的现实意义。
|骑虎难下的政治任务|
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99昆明世博会在筹备之初可不像后来所展现给世人的那样风光。
对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来说，世博会原本就是一项形象工程，“会展经济”
这个字眼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还很陌生。
20世纪最后一次大型国际会展为何会落户云南？事情还得从中国申办奥运会说起。
1991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向中国奥委会正式提出举办2000年第27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请，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高度重视并很快同意。
1992年3月20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支持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
于是，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申奥浪潮。
正当全国人民都满心以为奥运会非北京莫属的时候，没想到一个月后风云突变，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突然通过口头决议，以人权为名反对在北京或中国的任何地方举办2000年奥运会，结果北京最终以两票之差惜败于悉尼。
申奥失败之后，北京市政府心有不甘，既然办不了奥运会，何不搞一个其他层面的国际会展？选来选去，最后发现了园艺界的奥运会——世界园艺博览会，这一次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可北京要办好这次盛会需要中央巨额拨款，对此要求，中央感到为难，事情陷入了僵局之中。
此时恰巧一位国家领导人到云南省视察花展，看后就问云南能不能把世界园艺博览会接下来。
当时云南省的财政收入有一枝独秀的烟草工业支撑，省领导想办会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负担，何况还能急中央政府之所急，于是就应承了下来，并且不要中央一分钱。
于是在1996年年底，云南省副省长亲赴巴黎扛回了举办世博会的大旗。
可谁知拿到承办权之后，在当地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
园艺博览会不仅会期长达半年、投资巨大、资金短缺、时间紧迫、经验匮乏，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绝无退路。
如此庞大的项目指望用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的传统方式运作，可谓举步维艰。
而要把一个会展当做一个项目来经营又心中没底，人们担心仅靠云南省烟草业的财力很难支撑，搞不好会成为一个填钱的“无底洞”
、“老虎机”
，成为全省人民的沉重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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