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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擅权，黑夜更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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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秦桧被罢后到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年底，帝国事务的中心内容一是与敌伪军对峙中的拉锯战，一是对各地盗寇的收剿，再有就是不断地向金人派遣使节示以停战议和之意。
对高宗来说，前两者并不是时政之要，重要的是后者。
让天子感到无奈的是，即位以后虽屡屡遣使如金通问，但绝大多数都被对方拘留，金人也从未派遣过一介之人报聘。
直到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春，通问使潘致尧去而复回，才终于打破了旧例。
这件事情当然是某种消息的透露，高宗感到由衷的高兴。
为此，天子立即停止了吕颐浩的北伐准备，同时由枢密院发布命令，谕戒边将不得擅越疆界。
这年七月，命韩肖胄为使如金。
五个月后，韩肖胄不辱使命，返国时带回了金帅完颜宗翰派遣的九人使节团，双方终于开始了正式的谈判接触。
此后的几年里，金廷不断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双管齐下，迫使宋方答应苛刻的条件，但宋廷内部反对和议的力量甚大，使高宗一时不能遽下决定。
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也使高宗不得不暂时将和议搁置一旁，一是金人的要价甚高，一是局面有所缓和后，朝廷上下滋生了一些相当乐观的情绪。
殿中侍御史常同的话就是一个典型，他认为，和、战其实是同一件事，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本朝已有二十万的兵力，用不着畏首畏尾。
在这段时期里，主战派基本占据了主流，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天子，尽管高宗从心底里恨不得一朝一夕就达成永久的和平而一劳永逸。
与和、战的艰难选择相关联，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同样十分激烈。
吕颐浩罢于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九月，直接的原因是他因独断专行过于苛刻而遭致御史的参劾，但内里的原因则是因他屡请北伐而一无效果，使一心望和的高宗有所不满。
此后是朱胜非担任了一年的宰相，胜非是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秦桧去职后由吕颐浩力荐出任的，也是第二次入相了。
他与吕颐浩很有相似之处，一是他们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那次兵变中同有斡旋靖难之功，二是两人的时誉都不很好。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九月朱胜非罢相后，赵鼎与张浚先后人相。
赵鼎字元镇，南渡后历任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由参知政事拜相。
他基本上是一个稳重派，主张战、守、避三者并重，反对退守吴越。
在这一年的二月，极力赞成岳飞收复荆襄要地襄阳的主张，并一力促成以岳飞主持战事，使其最后取得胜利。
因此，赵鼎得到了高宗的充分信赖。
张浚字德远，靖康初为太常簿，闻高宗即位，驰赴应天。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后力主经营川陕以保东南，并受命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一去就是五年。
张浚在川陕主持抗战中取得过一些胜利，但也在富平战役中遭致严重失败，丧失了陕西大部。
从总体上讲，张浚尽管有所失误，但毕竟还保全了整个蜀地和陕西的部分领土，为屏蔽江淮、牵制金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该是功大于过的。
然而张浚回朝后，却有不少人攻击他丧师误国，处事无方，甚至说他当年请行川陕是“避祸远去”
，此番受命回朝是“闻知虚位，前缓后急”
。
不过，高宗并没有为此所左右，仍然命其入相，并对他们两人寄予了甚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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