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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合理性总是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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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后期的朝廷事务基本上是由王淮主持。
王淮字季海，绍兴进士，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入为副相，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拜右丞相，不久升为首相。
取法汉制而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的事情，自此以后，宰相的名号便没有再变动过。
王淮此人从总体上讲倒也是个持重之士，风骨清癯，萧然简远，为人冲淡寡欲，喜愠不形于色。
但这种秉性的人虽会有善名，但却不一定会有善政。
至少，王淮也不是完全像孝宗所认为的那样不党无私。
朱、唐交讼一事就是个例证。
朱熹在朝廷的一再征召下，于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赴知南康军，两年任满后接受王淮的推荐，出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这是一种经济监察官职，但在其时主要的责任是监督浙东一带的救灾措施。
朱熹到职后，先后弹劾多位官员的不法行为。
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七月巡按至台州时，发现离任的知州唐仲友有不少问题，遂连章朝廷请予惩罚。
王淮起初压下不报，此后又在天子面前为仲友开脱，最后大事化小，以夺唐仲友新授之职转授朱熹的处理了事。
仲友是王淮的姻亲，王淮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感情用事可以理解，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王淮也是婺州人，与唐仲友一样具有一种讲求经世的思想倾向，所以对朱学有一种排斥心理。
尽管他为政宽厚，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能摆脱学术偏见，以至于在不久后默许郑丙、陈贾诸人攻击程、朱之学，开了以政治手段压迫朱熹学术的先例。
就事实而言，朱熹所提倡的理论在客观上对帝国的恢复大业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朱熹本人从再度出仕之后，就明确主张“先以东南之事为忧”
，反对急功近利妄生衅端。
但当时朝廷反对朱熹者并非出自于这个考虑，他们只是攻击朱学之人“饰怪惊愚”
、“欺世盗名”
，这对于朱熹来说当然不是很公正的。
凭心而论，只有陈亮对朱熹的批判才具有一种无私的意义。
从政治上对学术思想进行压制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都是非理性和非人道的。
王淮罢于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
虽然他刻意为天子理财治政、区分军务，但不言自明的是，他的努力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山河依然，气氛照旧，帝国政府从没有真正把眼光转向沦陷已久的北方。
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正月，与孝宗并驾齐驱、和平共处的金熙宗去世时，几乎没有引起南方的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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