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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臣：翻不过去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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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弥远死后，有一种舆论开始抬头。
相当一批官员们提出，天下安危系于宰相一身并不是件好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则更是不可容忍。
最典型的是时任礼部郎中的洪咨夔，他认为权归人主实际上比政出中书要重要得多。
这位在史弥远当政时期曾一度上书抗言的大臣从内心里对大权独揽的宰相并不抱有好感，他在给理宗的奏疏中总结道：中书之臣弊端之大者有四，一是自用，二是自专，三是自私，四是自固。
因此他强烈呼吁天子必须将威福操柄收还掌握，使天下在知有朝廷的同时“知有吾君”
。
这种思想倾向渊源有自，韩、史以来权臣用事的经验教训太深刻了，它不能不使人们有所警觉。
然而，对执政者抱有太大的期望总是十分危险的，对宰相如此，对天子更是如此。
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一反过去的沉默无为，改元更化励精图治，一时确有革新之象，但仍然没能改变帝国政治的恶性循环。
天子的毛病正在于矫枉过正。
八年的刻意修炼使他逐渐对天子之道有了深入的理解，史弥远的擅权更使他有了一个强烈的比照，因此理宗亲政之后立即表现出一种唯我独尊的基本态势是不奇怪的。
在朝野舆论的影响下，天子甚至于一度对朝堂宰执们持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表现在用人方面，往往是除擢既骤，去之亦亟，任之不专，信之不笃。
可见，帝国的制度不能保证折中妥协这一根本政治目标的实现，权归人主就很难做到政出中书，反之亦然。
郑清之这位史弥远操纵废立的帮凶和天子藩邸时的老师，是理宗亲临朝政之后的第一位宰相，他响应了天子更化政治的号召，以廉俭清明的作风独树一帜，并召回了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徐侨、尤焴、游似、洪咨夔、杜范等一批老成持重之士，一度使天下翕然相望。
然而维新之象并没有持续多久，自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五月真德秀去世，十二月魏了翁出朝后，这一大批正直之士又被轻易黜去。
走马转蓬的朝廷宰执们相互之间门派林立，议论纷纭，而全无实效。
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圣明天子扬廷出令，震撼海宇，又有何用？
短短七八年里，天下已经大变。
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年底，宋与蒙古达成协议联合攻金，终于使金国土崩瓦解。
先是蒙古军在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正月攻克汴梁，接着宋军于这年四月大败西逃的金军残余，收复邓、唐数州。
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两军合攻中原腹地蔡州，金室最后两位皇帝一无奈自杀，一死于敌军，金国灭亡。
历史惊人的相似，正如真德秀所预见的那样，与宣和末年联金灭辽后极为相同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帝国政府的面前。
然而历史教训却没能影响宰相郑清之，他还是接受了分任京湖、淮东制置使的赵范、赵葵兄弟所提出的建议，主张乘金国之亡抚定中原，进据河关以抗蒙古，又一次走上了老路。
如果理宗稍微认真地考虑一下朝廷上下的不同意见，本来是能够避免这个错误的。
当时朝堂之上也只有郑清之一人力主其说，从宰执大员到其他方面的统帅甚至包括赵氏兄弟的部将，都异口同声表示反对。
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兵兴于外不能解忧于内，所得绝对不抵所失；二是内地的现实和国势确已不堪再战，北方既未能图，南方或已骚然。
这些意见来自许多有经验的朝官和前线的封疆大吏，反映了内外两方面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不是空论义理一味求安的懦弱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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