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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中国：文明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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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南北，人有东西。
先辈们囿于一井之天，以四海之中之大者自居，把周边他族蔑称之曰“夷狄”
，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不过，这种情绪也并非空穴来风，塞外大小诸族特别是西、北强劲剽悍之辈，以弦弓毒矢强弱相并，不能驯受教化而又常为中国之患，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代有猃狁，秦汉有匈奴；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则有吐蕃、回鹘之强。
五代之际，名见中国者尤多，其中以契丹最盛，降至本朝而不衰。
此后党项、女直以及蒙古又相继而起，为害酷烈，日甚一日，最终甚至发展到了危及我泱泱大国的地步。
求取生存是一切侵掠的主要动机。
游牧之族逐水草随寒暑、食兽肉饮其汁，完全以畜牧为生，因此受气候环境的影响绝大。
如果一旦发生干旱而使畜群倒毙，只有另辟他径以自救，这种办法一是寻找新的水丰草美之地，一是向他族掠夺资产。
显然，缺乏物质蓄聚是其中的关键，当然这又是畜牧本身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以畜牧为本的社会对天灾的应对能力实在是非常脆弱而有限，气候变迁之外，诸如瘟疫、人口膨胀也都会带来致命的问题。
这一切都迫使他们不得不仰仗于物产丰饶的农业之国，以获取牛羊以外的其它基本生活资料。
假如不能以公平的贸易而达到目的，也只有采取战争的方式。
中国王朝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相当严重的误区，君臣士庶只看到了夷狄之辈“被发左衽，人面兽心”
、“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的一面，而没有发现他们不得已而诉诸武力的一面。
因此在攻伐不成之后，便采取建城立垣的闭关政策，几乎完全杜绝了与关外诸族的贸易或者只进行非常有限的交换，这就使得游牧社会无法用和平方式取得物质的补充。
历代的圣贤们认为中国以田耕为本而自给自足，从根本上讲不需要对外贸易，没有意识到贸易在维护和平上的极端重要性。
执政者自恃于国力的强盛，一直把互市也就是相互贸易当作是要挟夷狄的一个手段，却从来没有把它视作是一种自避隐患的良策。
殊不知，一旦抵御入侵的能力有所降低时，就无法不被为生存所迫的外族盗掠侵驱。
这个问题终于在本朝走向了极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道长城或许还是罪魁祸首，如果放弃政治偏见而开放边境，允许双方的自由贸易，在互利的情况下保证对彼辈欠缺物资的供应，应该是能够避免兵戎相见的。
早先的中国典籍里找不到“蒙古”
的名称，这是本朝以来才有的译名，同时先后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如萌骨子、朦骨、蒙国斯等。
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蒙古族的最后形成时间相对较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个部族的活动地区十分遥远，大致在今天贝加尔湖以南，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大兴安岭一线，这个广袤的区域北是山岭牧地，南方则是平坦的草原。
也许只有国力强盛的唐朝时期，中原帝国的版图才有及于此。
本朝北有契丹，西有吐蕃、党项，基本上没能涉足戈壁和草原，因此无缘得知其间的情形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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