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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道故作诧异：“北兵早已退走，陛下何出此言？”
天子无知，实话实答：“适有女嫔言之。”
似道岂能放过，逼着度宗说出这位宫嫔的姓名，随后立即赐死。
自此之后，边事虽急，也无人再敢饶舌。
似道的所作所为常能使天下臣民们想起秦桧、韩侂胄以及史弥远。
令他们感到困惑无比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早年的权臣奸相都曾无一例外地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如何眼下竟水波不兴？这个问题同样使后人百思难解，他们在痛责这位奸佞之臣的同时，常常也不免感慨万千。
尽管这许多疑问都各有各的道理，但却无疑都是庸人自扰，因为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
牵制政治独裁的唯一力量是军队，如果武装势力不足以与政治权威相抗衡，或者其本身已经被某位独裁者所掌握，那它就不仅不能制约政治，相反却还能成为政治压迫的帮凶。
贾似道虽没有能完全控制军队，但帝国的武装力量早已非同往日，握兵大将既然不能立寸功于外，又何以威胁权相？而士子们永远都是手无寸铁，他们的全部所有不过是心中的一腔忠诚而已，书生意气可以指点江山，却无法做到诛桀伐纣，一切都要靠武力来解决问题。
最悲哀的是，帝国武将的懦弱并不完全体现在对付敌寇方面，他们在专横霸道的独裁者面前同样胆小如鼠，为了逃避迫害，最后竟还不得不选择投降的道路。
那位掉转矛头的刘整不是第一位，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位。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一名蒙军将领张弘范突然发现了襄阳久围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来，汉水补给线虽被切断，出口也被堵死，但并没有做得很彻底，背后的江陵、上游的归州与襄阳之间始终有零散宋军来往。
特别是襄阳西面的粮道被蒙军所忽视，使得间断的补给仍能达于围城之中。
于是张弘范郑重向蒙军统帅部提出：筑堡万山以绝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从根子上切断襄阳与外部的联系。
这个建议被采纳，襄、樊终于陷入了真正的苦战。
翌年五月，忽必烈调整了战略，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
另遣两路兵马扫**四川，一路由赛典赤、郑鼎率领水陆军西击嘉定；一路由汪良臣、彭天祥、札刺不花等从重庆、泸州、汝州等地顺流而下沿途巡击，意在牵制上游宋军，进一步肃清襄阳的侧翼。
忽必烈始终没有在东部动手，这是因为蒙军的优势在西面，攻打襄阳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的东下，因此便把两浙先放在了一边。
这是一个集中兵力的明智之策，但能否实现的关键还是襄阳战役的成败。
襄阳军民的意志力和战斗精神是无可争辩的。
他们以孤城寡力独挡数倍于己的汹汹之敌，并能成功坚守了四年，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由于蒙军的重重包围，襄、樊两城顽强抵抗的情况未能被外人了解，但其中的艰苦卓绝可想而知。
在久候援军不至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没有放弃主动进攻，在这一年中仍然发动了多次出击，但几乎全遭败绩，七月份的一次战斗一下就牺牲了二千余人。
值得庆幸的是，襄阳府丰赡的储备和便利的地形有力地保证了他们的抗战，否则襄、樊就会像历史上所有的孤城一样，最后城未破，粮先绝，酿成屠马割尸、易子而食的千古悲剧。
西路蒙军开始行动后，范文虎终于率领两淮水师近十万人的大军慢慢靠近了鹿门山，当时正是多雨的六月，汉水大涨溢出岸堤，对逆水的宋军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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