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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主义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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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诗人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Tzara）这么定义达达：“达达意味着空无。”
然而这个词后来却变得让人亢奋。
达达主义者拒绝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艺术，包括那些像表现主义那样一度被认为是革命的，但后来被中产阶级所接纳、革命色彩渐失的艺术。
达达主义诞生于1916年，当时一战正打得不可开交，它是由德国难民、哲学家兼诗人雨果·鲍尔（HugoBall）和他的同伴艾美·亨宁斯（EmmyHennings）在中立的苏黎世所创。
苏黎世和纽约的流亡艺术家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在恐怖的战争中找到了避风港，他们将这场战争归咎于西方文明的堕落。
达达主义者蔑视“艺术是人类表达的最高形式”
的观点，并力图消弭艺术之间的传统障碍：诗人成为版式艺术家，画家成为诗人。
虽然达达主义者拒绝所有理论和大多数组织形式，但他们在诗歌、戏剧和平面设计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语汇。
1916—1918年间，苏黎世达达主义者在伏尔泰酒馆参与了一系列粗暴的反艺术事件，这些事件由鲍尔、理查德·霍尔森贝克、让·阿尔普和索菲·托伯报道在以这家酒馆的名字命名的达达评论期刊中。
在查拉的组织下，达达之夜也受到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古怪演艺的影响。
同时在纽约，达达主义领袖马塞尔·杜尚（MarcelDuchamp）和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Picabia）也积极揭示与加速对西方艺术的审美解构。
（杜尚充满争议的“现成之物”
系列已经预示了他后来的达达主义混合风。
）达达在巴黎也有一个大本营，它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演变成超现实主义，被艺术史学家露西·利帕德描述为“驯化后的达达”
。
战后，以德国人为主的流亡者返回柏林，继续开展已明显政治化的达达主义艺术运动。
当时表现主义已经被德国人普遍接受，俨然成为一种官方的民族风格；它以内在精神、抽象以及弃绝一切客观性为目标，是达达主义的天然对手。
在柏林，胡森贝克（Huelsenbeck）与画家拉乌尔·豪斯曼（RaoulHausmann）、讽刺作家乔治·格罗斯、威兰德·赫兹费尔德（WielandHerzfelde）和约翰·赫特菲尔德（JohnHerzfelde）兄弟联手，将达达主义变成了一种更为尖锐的武器，用来攻击新旧统治秩序。
在1918年第一次关于达达的演讲中，胡森贝克阐明了他的达达主义立场：“达达主义第一次不在生活面前搔首弄姿。
它撕裂了所有伟大的字眼：伦理、文化、内化，这些都只是对软弱无能的掩盖。”
在一篇题为《艺术危机》的论战中，格罗斯说：“如果艺术家要表现点什么，那我们表现的就是不满和不安情绪的发酵。”
他的团体不久就摆脱了达达在艺术上最后的虚张声势，转而支持斯巴达克主义者，后来又服务于共产主义事业。
达达对当时厄运横生的魏玛共和国和两面派的社会民主党表示反感，宣布成立一个讽刺性的影子政府。
他们采用了听起来很官方的名字，如高级达达（Oberdada）、世界达达（Welt-Dada）、达达学（Dadaosopher）和宣传达达（Propagandada），并出版了讽刺性的宣言和小册子，比如《达达主义和它在德国的目标》（1919）。
然而，尽管它言辞华丽，人们还是可以说达达真正的忠诚不是对政治的忠诚，而是对达达本身的忠诚——这在达达价值观里是一个绝对合乎逻辑的说法。
达达主义独特的平面风格，是立体派“拼贴艺术”
和未来主义“自由语言”
（parolealiberta）两种方法的随机择取，与经济高效的机械复制技术相结合发展而来的。
大量柏林达达期刊的特点，是字体散乱分布并混杂在一起，而苏黎世杂志或皮卡比亚的《391》杂志则以更多拥挤、杂乱的页面为特色。
达达风格的布局天马行空，常常用一整页字体和一个像标语一样贴在上面的单词形成对比，或是让几个单词孤零零地出现在廉价海报和广告中——所有这些都和优雅及品位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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