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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康德主义、分析哲学与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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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哲学
当代哲学中对“欧陆哲学”
与“分析哲学”
的区分，在19世纪时并不存在。
但是，这种区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现在仍不清楚，只是两派哲学家中都有一些人，但不是所有人，常常会忽略另一派的思想家。
实际上，这种区分最适合被看作是基于对许多现代哲学问题迥然不同的研究方法，而非只是针对某一个问题。
在德国学院哲学界，从尼采开始，到1933年为止，这种区别尤为明显。
我们到现在为止提到过的这些思想家，他们和大学哲学的关系可谓千差万别：如早期的浪漫主义者、马克思以及后期的尼采，都没有在大学中任过职；谢林和黑格尔则有大学教职。
在19世纪后期，大学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变得越来越系统化和专业化，而哲学家也渐渐地不得不面对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问题。
究竟哲学是自然科学的根本，还是反过来？艺术或科学是哲学洞见的首要所在吗？对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当代哲学中特有的对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区分。
这一时期，德国大学哲学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新康德主义，它是分析哲学的开端，也是现象学的开端。
它们都以不同却各有益处的方式试图确立哲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
为什么这一点会是它们的重心？黑格尔的作品包含了一种对立，即将哲学视作“以思想写就的时代”
与将其视作对心灵世界关系的确定无疑的系统描述的对立。
前一种观点提出了相对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真理是否只是某种特定文化所达成的共识：果真如此，哲学的地位便会受到质疑。
后一种观点中包含了一种强烈的形而上学式主张，并能维持哲学对于科学的首要地位。
但是，随着经验论方法在自然科学中越发成功，这种主张似乎站不住脚，而且，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家，比如亥姆霍兹[1]（Hermaz，1821—1894），都反对谢林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这也是这些自然科学家哲学反思的特征之一。
鉴于科学显而易见的成功，过度关注认识论上的困境似乎没有什么必要，而且正是在这里，传统分歧中的一个根源变得尤为明显。
尼采和美国的实用主义者都认为，对真理价值的质疑应该常常都凌驾于认识论问题之上。
詹姆斯[2]（WilliamJames）提出，真理只是“能在信仰上证明自身是好的事物的名称”
。
而能够证明自身是好的事物，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又是千差万别的，这就令詹姆斯的这一评论走向了相对主义。
然而，关于真理的共识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它们也很少是普遍的。
在德国大学的背景下，许多哲学家都把缺少确切的哲学解释的科学真理视作是科学中的“基础危机”
。
如果可以证明科学确实需要哲学来使其变得合法化，那么哲学的学科地位当然是安全的。
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并对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划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问题究竟在于科学真理的哲学基础，比如康德的范畴或“科学发现的逻辑”
，还是在于科学与其他对现实的回应的关系？前者是认识论基础的危机，后者则是现代生活目标的基础的危机。
这两种危机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点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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