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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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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勒·列那尔（JulesRenard）的《日记》一书，在法国文学中，只能算是二流著作。
他写过三四部独幕剧，全都中规中矩，既不会令人捧腹大笑，也不会使人痛哭流涕，但是当它们被搬上舞台，人们坐下来观看时，通过出色的表演，也能让人看得下去。
他写过几部小说，《胡萝卜须》（PoildeCarotte）写得最为成功。
书中讲述的是他自己的童年故事，主人公是一个粗野的小男孩，他的母亲性格十分古怪，而且待人严苛，这使他痛苦不堪。
列那尔的写作手法，虽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刻意的修饰，却能使人深刻体会到故事中的悲怆和凄楚。
这个可怜的小男孩有着如此悲惨的遭遇，连任何黯淡的希望都看不到，着实让人揪心。
你看到他笨拙而努力地讨好那个恶毒的妇人，会忍不住苦笑，会对他的耻辱感同身受；你看到他无缘无故地遭受惩罚，会感到愤愤不平，就像这些事都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无论是谁，看到孩子遭受了如此残酷的折磨虐待之后，如果没有感到义愤填膺，那他就不是个正常人。
这不是一本让人过目即忘的书。
儒勒·列那尔的其他小说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
它们要么是自传性的片段，要么是根据他的细致记录汇编而成的文本，其中记录了与他接触密切的人，根本算不上是小说。
他的文笔实在太缺乏创造力了，所以人们想不通，他怎么就成了一个作家呢？对于如何凸显出事件的重点，他没有任何独创之处，在敏锐观察和描述方面，他也没有什么套路。
他的写作主要是在汇集各种事实。
但是小说不能单靠事实堆砌，事实本身是没有活力的，是不生动的，它们的用途仅是创建出一种观点或者反映出一个主题。
为了适应写作目的，小说家不仅有权利去改编、强调甚至隐藏一部分事实，而且非常有这个必要。
儒勒·列那尔有自己的理论，他表示自己的目的仅仅是陈述事实，让读者根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信息写出属于自己的小说，倘若作者试图对事实做任何篡改，都是在打着文学的幌子胡说八道。
但我对小说家的理论总是保持着怀疑态度，因为据我所知，他们都只是为了替自己的缺点辩护。
一个没有故事天赋的作家会告诉你，讲故事是小说家所有能力中最不重要的部分，如果他缺乏幽默感，他就会哀叹幽默会毁了小说。
如果要给干巴巴的事实赋予生命的光芒，就必须注入深刻的情感，所以当儒勒·列那尔把在自己母亲身上所感受到的自怜和仇恨之情，如鸩酒般注入对童年的痛苦回忆中时，才写出来唯一一部好的小说。
若不是在他去世后，生前孜孜不倦地写了二十载的日记得以出版，我猜测他此时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他认识一些当时文学和戏剧界中的重要人物，比如演员莎拉·贝恩哈特（SarahBernhardt）和吕西安·吉特里（LuGuitry），作家罗斯丹（Rostand）和卡普斯（Capus）等人。
他以一种活泼，有时又略显刻薄的笔调，记录了与这些人的交往。
在这里，他敏锐的观察力派上了用场。
虽然他刻画得十分逼真，将这些聪明人之间的对话也写得十分生动，但是，要想真正欣赏和领会日记的这些部分，你可能得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几年的巴黎有所了解，当然，亲身经历也行，道听途说亦可。
当这一作品出版时，他同时期的作家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发现当儒勒·列那尔写到他们自己时是多么尖刻，他所描绘那个时代的文学生活是多么野蛮。
人们说，狗不咬狗，对于法国的那些文人墨客而言，却并非如此。
我认为，在英国，文人墨客之间很少相互搅扰。
他们不会像法国作家那样形影不离，他们各干各的，相遇的机会很少，甚至会尽可能地避免偶遇。
我记得有一位作家多年前对我说过：“我更喜欢和我的素材一起生活。”
他们甚至都不阅读彼此的作品。
有一次，一位美国评论家来英国采访几位文学界的杰出作家，当他发现他此行见到的第一位杰出的小说家，竟从未读过一本吉卜林的书时，便放弃了此次采访。
英国作家喜欢评判自己的同行，他们会告诉你某个作家相当不错，然后说另一个没什么影响力，但他们对前者的热情很少达到发烧发热的程度，他们对后者的不满表现得更像是冷漠而不是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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