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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政治兴，因政治败：帝国晋商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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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当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时，已经在中华帝国纵横了近500年的晋商没有想到，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当时，从南方崛起、迅速扫**整个中国的太平军，以及在北方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捻军，使得作为大清帝国财赋重地的江南地区遭到重创，由于各省饷银和粮税都无法正常押解到都城北京，这对于当时一年军费耗费达到2900多万两白银的咸丰皇帝来说，无疑是一场事关生死的噩梦。
也就是在这时候，在全国经营票号金融业的晋商一跃而起，帮助大清帝国化解了这场危难。
当时，南方的饷银和粮税无法押解到北京，于是，从山西开始发源的票号业开始为清廷办理汇兑和异地存放款业务，使得清廷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了军饷和现银运输的困难，从而得以在为时十多年的太平军和捻军之乱中，拥有源源不断的财税解决军事和财政危机，延续了大清帝国的性命。
尽管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山西日昇昌一直到道光四年（1824年）才创立，并且协同众多山西票号鼎力襄助大清帝国，但其实，这并非晋商对清廷的首次助力。
能在全国呼风唤雨、兴盛500年，晋商的起家，原本就是因政治而兴。
1368年明朝建立后，为了对付逃入草原、仍然不时南下侵扰的蒙古人，大明帝国开始在北部边疆设立了九座军事重镇，号称“九边”
，由于各座边镇驻军庞大，粮食运输是个严重问题，于是，明朝政府规定商人只要把粮食运送到边境粮仓，便可以向政府换取贩卖食盐的专利执照——盐引，然后到指定的盐场贩盐售卖。
在农业时代，贩盐是一个暴利行业，这就使得各路商人开始纷纷贩运粮食到北方各个边镇，于是在北方，倚靠着各座边镇，开始形成了多个大规模的粮食市场，不仅如此，来自山西等地的商人们，还在做粮食、贩盐买卖的同时，将南方的棉布、草料等各种军需品运到北方，然后再把皮毛等塞北的商品运回关内售卖，如此一举多得。
于是，在繁盛的边境贸易刺激下，一个崭新的商帮——晋商，开始在大明帝国内部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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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边境贸易而兴的晋商，对政治并不满足。
明朝末期，后金（清朝）逐渐崛起，并不断侵扰明朝边境，在明清拉锯战的过程中，山西商人们也捕捉到了政治的利益气息。
当时，部分山西商人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于关内关外之间，并不断为后金政权运输物资和传递情报，在他们看来，只要谁付的价钱足够丰厚，他们就为谁服务，至于什么母国大明的安危，他们已全然不顾。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当时，努尔哈赤就特别给在辽宁抚顺经商的山西等16位商人“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不仅如此，山西商人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共八人还被后金政权封为“八大商人”
，开始享受“皇商”
的待遇。
1644年大清入关后，当时，清朝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向清廷建议说：“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领兵入关的多尔衮明白山西商人的威力，于是在清廷的大力招抚下，晋商也开始大规模为清朝征讨南明政权和各路义军出人出力，从而为大清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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