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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朝的官员，在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的环绕中向往着竹林，在漫山遍野的松涛的呼唤下发出叹息。
印度和日本一家之主的最高愿望是，到了能把世俗事务交给子女的年纪，就可以隐居山林，了解隐士的更高境界。
穿上任何人都能穿的僧袍，他觉得自己从世俗世界里解脱了。
为了逃避社会的羁绊，我们的艺术家剃去须发，装扮成僧侣。
但是社会和超社会的世界从不发生冲突，因为双方都是对方的副本。
在印度社会里，沙门[19]思潮与婆罗门[20]理念在所难免地相抗衡。
在中国，道教和儒家占据着同样的位置。
这其中包含着宽容的隐秘，使印度成为各类宗教的博物馆，促使中国欢迎外来的信仰，如佛教、拜火教、景教、伊斯兰教和现代基督教，只要它们不干预中国的政体。
这种双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的现代政治家对宗教问题表现出自由放任和显然漠不关心的态度。
这种态度常被诠释为来自欧洲治国之道的荒谬理念，否则就是出于不可知论的荒唐想法。
政治生活与宗教生活的分野，政府与教会的分离，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全新的概念。
事实上，尽管我们有庙宇和寺院，我们并没有教堂。
佛教理念与生俱来的个体主义不像欧洲的天主教，始终在防止一个强大的能对政府施加影响的组织形成。
而天主教目前对一些国家来说，甚至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日本的一些僧侣之所以能拥有世俗权力，完全是因为在封建时期之前的帝国时期，他们能对天皇或他的官员施加个人影响。
这有点像世俗社会向神明献上的供奉，全然是个人关系造成的临时性产物。
无论是作为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宗教派别，僧侣们试图拥有高于政府的权力的情况极为罕见，社会意识总是渴望收回它认为属于自己的特殊职能。
一位君主有可能被他的宗教热忱冲昏了头脑，但是王朝统治集团必然会恢复自己的均衡。
随着镰仓幕府的兴起，京都朝廷精心培育的佛教的影响力衰落了。
这时已成为主要思想流派的禅宗这一极端个体主义派别并未宣称自己拥有政治抱负。
在紧随其后的狂暴年代里，周边的豪族对寺院的掠夺性攻击导致僧侣们建立起武装，英勇善战的僧侣守护着庙宇的殿堂。
他们或独自作战，或与各路诸侯结成联盟，这是足利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这些战役中，他们常常冲锋陷阵，以慈悲为怀的僧袍难以遮掩下面沾染了血污的铠甲。
然而在德川家康时代，在最后一个还能号称拥有一些武装信徒的派系本愿寺[21]被大将军顺利收服之后，他们几乎销声匿迹了。
德川家康对佛教的政策体现了东方政治家特有的基本理念。
身为儒家弟子，他把三位同时代的伟大僧侣视为最亲密的朋友。
倘若耶稣会运动没有隐含政治威胁的意味，他对基督教甚至也会容忍。
他保障了寺院的特权，恢复并保证了他们的收入，还为发行宗教刊物拨款。
他甚至强行设立了宗教裁判制度，通过上颈手枷和逐出空门等手段惩处那些违反寺院诫命的僧侣。
然而，与此同时，他禁止僧人参政。
在与朝鲜的外交礼仪中，他废除了使用佛教代理人的常规，任命一位世俗官员管理与宗教界有关的事务。
佛教的影响力在衰退。
在政府的保护下，僧侣们享有悠闲的文化生活，寺院变成了大学堂，置身其中的僧侣与其说是由于圣洁不如说是因其博学多识而闻名于世。
那个时代生出的唯一一个新的宗教派别只是在遵守诫命方面不同于其他派系。
在那个强调秩序与严厉制度的时代，遵守诫命是个受到广泛讨论的话题。
与佛教一样，儒家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通过吸收道家思想和佛教理念，变得超脱于社会，对政治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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