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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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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分高等教育和初中等教育两部分，它们在纳粹统治时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高等院校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堡垒，笼罩着一派反民主的气氛。
魏玛共和政府为改变大学的政治空气作了一定的努力。
它一方面在科隆和汉堡创办两所新型大学，招聘一批进步和开明的学者前去执教，同时在原有大学中鼓励新兴势力进入学术领域，使一批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和女性学者走上讲台。
但总体来说这些努力成效不大。
右翼民族主义教授们人数不多，能量却很大。
他们把持了各大学的评议会，以反对大学“政治化”
为标榜，抵制和破坏共和政府的干预，极力排斥民主主义的左翼教授。
在大学生中，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种族主义思想也很流行，在魏玛共和国末期，他们对纳粹党的兴趣远远超过教师的。
德国高等院校一贯坚持的“非政治化”
倾向，在希特勒执政以前有利于纳粹党对共和政府展开攻击，而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却不符合其“一体化”
的需要。
实际上，在1933年以前，大学教师中真正支持纳粹党的人并不多。
而纳粹头目们希望未来的德国大学是产生新类型的学生、新类型的教师和新概念的学者的地方，[69]他们指责现有的德国大学是“玩弄学术”
的地方。
1933年2月鲁斯特就任普鲁士文教部长不久，就夸口要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玩弄学术的机构”
。
同年5月，他在柏林大学的教授会议上要求大学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面，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德国大学有两个任务。
大学不仅要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实施教育的地方。
我们不能仅仅以学术成果的数量来衡量一所德国大学的价值，而必须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
在非德意志的国家和非德意志的领导人堵塞着德国青年的前进之路时，你，正在孤独地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研究事业，全然没有注意到青年一代期待着你能够引领德意志民族走向美好的未来。
青年正在前进，而你，并没有走在他们的前面。”
[70]此后，全国高校的纳粹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高等院校的领导体制发生变化。
大学的自治地位被取消，校长和系主任由政府部长任命，大学评议会和各系仅仅保留咨询权。
大学内部推行“领袖原则”
，校长和系主任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拥有全权。
领导体制的改变往往同安插纳粹骨干结合在一起。
著名的柏林大学竟由一名兽医担任校长，因为该兽医是冲锋队员。
他下令在柏林大学开设25门种族学方面的课程和86门同兽医有关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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