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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中期,白银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
而嘉靖时期推行的赋役改革更是让白银成了一般等价物,让更多的农产品能够进入市场,农村与城市,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为频繁,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明初徐一夔所作文章《织工对》中便记载了苏杭存在着大量的纺织工坊,这里边的协作模式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现代化手工工厂的协作模式:资方——工厂老板负责出场地、机器、采购原料,而劳方——工人负责出劳动力。
工厂按日计给工人报酬,不仅如此,工厂里熟练的纺织工人还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
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农村,这让千百年来传统的农耕社会的人们有了一种新的选择——进城打工。
另一方面,随着明廷首都的北迁,为了确保京师粮食供给而整修的大运河不但保证了南粮北调,也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更催生了苏州、太仓等一系列商业城市的蓬勃兴起。
伴随着城市的兴起,在地主和农民间也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市民,他们由城市务工者和商人组成。
此时的社会物质较前朝有了极大的丰富,物质条件的丰富也促使人们的思想、审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变,从商这种之前被人们嗤之以鼻的职业慢慢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青睐。
在江南和沿海地区,很多商贾始终向往着陆地之外的大海。
官僚阶级的主流意识也发生了改变,在朝廷上以朱纨为代表的海禁派竟然失利,很多朝廷的官员也“下海从商”
,首辅徐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
。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商人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但是在明朝中后期,官员不但参与经商,连武将甚至是皇帝都抢着做买卖,很多官员退休以后利用自己从政时期的资源经商,摇身一变成为商贾巨富。
嘉靖之后为官,士人们更愿意到经济富足的地方去任职。
如果被分到了穷乡僻壤,整个家族都会唉声叹气。
到了朝廷考核政绩的时候,官员们都要给考核部门送上书册,后边附上金银,曰“书帕”
。
“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
北京则苹婆果、黄巤、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橘、福橘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撄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查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笋、塘栖蜜橘;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鱼、鲥鱼、里河鰦。
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
这段对吃食的描写出自出生在万历年间的“浙东四大史家”
之一的张岱的《陶庵梦忆》。
以上的美食,张岱老先生在四百多年前不仅都吃过,而且很多都是“日致之”
——天天吃。
这就是明朝中后期的生活,精彩得你想都想不到。
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发达,奢靡之风日甚一日;而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地位的逐渐确立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各地交流的频繁为奢靡的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官员们为了满足私欲而贪污纳贿,破坏了嘉靖以前较为淳厚的政治风气,导致贪污成风,而贪黩之风又带坏了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
嘉靖之后的明朝主流生活可以说是“纸醉金迷”
“骄奢**逸”
。
纵观明朝中后期官场风气,儒家正统思想中为官的“上罄其诚以报其主,下竭其力以惠其民”
的“事君”
与“惠民”
的为官正道已经**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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