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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郑廉所作《豫变纪略》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翔实的史料。
据书中记载：“崇祯三年旱，四年旱，五年大旱，六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七年夏旱蝗，八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九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十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十五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
可以看到的是，从崇祯三年起的十余年间，作为北方农业生产基地的河南基本上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旱灾、虫灾交替发生，这里也发生了“人相食”
的惨剧。
崇祯时期发生的大旱不仅局限于河南一省，其受旱范围之大百年未见。
北方的主要粮食产区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都连旱五年以上，且在此期间很多灾区都并发虫灾。
到了崇祯十一年，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论东西，不分南北，竟然形成了近千公里的特大灾区，全国共有二十多个省份受到旱灾的严重影响。
到了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灾情扩散到黄河长江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四川亦受到波及，与此同时长江流域迎来了大面积的蝗灾。
自然灾害的袭击，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老百姓没饭吃。
曾任兵部尚书的吕维祺上书朝廷说：“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
野无青草，十室九空。
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生存是人的本能，没有吃的就要找替代品。
此时有些地区的饥民开始吃蓬草、树皮，还总结出了“榆树皮较为好吃”
。
灾区的榆树皮吃完了，有些人又发现了可以吃的土块，可惜这只是一种胀腹的假象而已，吃土的人“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灾情之下，每石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一两，仅仅过了一年，米的价格就疯涨了三倍以上！
这个价格还不算太离谱，四川地区的粮食价格已经高得让人无法想象了，据《蜀碧》记载，蜀地其时两升珍珠竟然都难买一碗白面。
价格已经不是关键了，因为粮食的总量是缺乏的，总有人吃不到粮食，而这些人自然就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
沉重的赋役、严重的土地兼并本来就已经让社会矛盾激化，这次百年未遇的自然灾害更是压垮了明朝脆弱的神经，迫使农民揭竿而起，很快席卷大半个中国。
公元1644年，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十分特殊的一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四个年号：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李自成政权）永昌元年、大西（张献忠政权）大顺元年。
四川之所以会发生兵祸，跟这四个政权并立有着很大的关系。
从公元1644年张献忠破万县入川开始，四川历经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乱。
其间张献忠的农民军、明朝残余军队、清军和一部分李自成部在昔日的天府之国进行了犬牙交错的拉锯战。
清军平定四川后的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镇守云贵的吴三桂起兵反清，四川再次受到波及成为战场，无数百姓亡于战火。
封建社会的战争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战争期间“玉石不分”
，百姓卷入战祸丧命的概率相当大。
而蜀乱期间的兵祸更甚于其他的王朝更替时发生的战争，彼时一方面是压迫日久的底层农民阶级的情绪大爆发，另一方面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以致战争中出现了大量的非理性、不人道的虐杀行为。
公元1645年，成都南门外的河流已经变成血红色，河水被尸体阻塞，流动缓慢，周围的空气散发着难闻的尸臭和血腥味。
然而对读书人的屠杀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前来应试的考生被集中在大悲寺，每个人都要通过张献忠严格的审核，除年龄较小和他看得顺眼的人之外，其余考生被士兵依次带往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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