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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管理中情局的手法一如既往，就跟在战略情报局伯尔尼站一样。
他在海军山旧的战略情报局总部设置了办公室，把那里弄得跟绅士街23号一样，各种各样的门供人进进出出，还有数个等候室，这样可以将前来拜访的人，特别是隐藏很深的间谍，彼此隔开。
杜勒斯还是伊恩·弗莱明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迷，他希望中情局跟伯尔尼站一样引人注目。
他将自己家中的电话和地址列在了电话簿上，并在海军山的正门挂上牌子，广而告之这是中情局总部。
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城里所有出租车司机都知道这是间谍机构，何必要保密呢？
杜勒斯相信，如同他在瑞士的想法一样，情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而且他那种建立联系人的网络深度，那种广阔的视野以及他在反对纳粹主义的战争中所表现的果敢，会在对抗共产主义的新战争中所向披靡。
他依然将间谍工作视为毕生的追求，并配合在暗中与他一样的“江湖中人”
一起不断实践、完善该事业，甚至为了更高尚的事业不惜歪曲伦理或钻法律的空子。
他让副手对每个主要任务各司其职，以使自己好脱身去涉猎他感兴趣的秘密行动，并忽略他觉得乏味的秘密行动。
如同在伯尔尼一样，他对中情局的所有细节掌握精准，甚至关注到了痴迷的程度，如果官员赴约晚了哪怕是几分钟，他也会横加指责。
然而，他手下大多数特工，都对他敬仰有加。
同当时在伯尔尼的线人们一样，他们都因杜勒斯身穿休闲装、嘴叼烟斗的亲切感而着迷。
他对刚从战地回来的间谍总是敞开大门，让他们在向各自主管汇报之前，先向他汇报。
中情局航空摄影专家亚瑟·伦达尔回忆说，杜勒斯在中情局任职期间，他一直都是“大案负责人”
。
尽管在与其特工交换战争故事时，杜勒斯从不谈论多诺万，但他的行动做派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将军的风格。
跟多诺万一样，杜勒斯对管理中情局的内部运作不感兴趣，但他这种绕过中层管理人员直接与特工会面，或直接给底层分析师打电话的做法让管理者很恼火。
杜勒斯在培养与国会成员和新闻界人士的情感方面，同多诺万将军一样老练，他也会在外派官员到达海外站之前，记住他们和其妻子的名字，让那些官员们感觉自己是局长的老朋友。
他与将军都希望通过展开秘密行动做个“玩家”
，尽管他很尊重福斯特作为高级官员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作用。
他经常在世界各地巡游，那种做派俨然跟国务卿一样。
杜勒斯、赫尔姆斯都跟多诺万一样，对“黑暗邪恶的艺术”
感兴趣，比如对不知情的对象进行迷幻药测试等。
曾在战争中密谋杀害希特勒的杜勒斯，并没有为在和平时期针对敌对领导人做出这样的事情而感到良心不安。
在艾森豪威尔的鼓励下，杜勒斯曾命手下人去刺杀了刚果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和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杜勒斯出任中情局局长六个月后，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并被誉为“美国新现象”
。
艾森豪威尔对他的间谍头目很满意，首次安排他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每周在内阁会议室进行的例会，还让他就世界发展做快速简报。
杜勒斯发表了各种轶事的简明报告来抓住总统的兴趣。
他把对苏联情报的渗透和隐蔽行动作为首要任务。
他担心苏联的核武器工厂已经日益壮大，到了足以与美国展开全面战争的地步，而且这势必将毁灭两个国家。
不仅如此，他还看到苏联执意通过其他政治或经济手段称霸世界，他希望中情局的战士们能在各个角落与苏维埃帝国和共产主义作战。
他给一位战略情报局朋友写道：“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太重要而且太危险，不容忽视。”
他认为，美国年轻人应该从高中时就开始了解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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