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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改革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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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北京迎来了春天。
天安门广场上的排列成行的红旗在充满芳香的空气中猎猎飘扬，一溜飞驰而来的崭新的出租车停在人民大会堂入口，车上下来了参加中国的立法机关——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三中全会的代表。
然而，在会堂里面，赵紫阳总理向2712名代表作了长达15000字的开幕报告，他宣布北京政府即将恢复5个月前刚刚放开的一些经济控制政策。
全国的电视和广播都播出了讲话片段。
这次讲话可能是一次坦率的检讨。
赵说，自从1978年政府开始放开被官僚体制窒息的国民经济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巨大成就”
。
但是，去年10月开始的改革导致了工资失控，物价暴涨，贷款增多。
邓小平3月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作为对他的响应，赵特别提出了“不良行为”
急剧增多，包括贿赂，囤积居奇和向工人滥发奖金。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向以经济不景气而著称的中国城市注入活力。
北京希望，通过改革，能够给国家的2亿工人带来一些自由企业的激励。
在过去的5年内，8亿农民已经尝到了这种激励带来的好处。
这个计划提高了许多工种的工资上限，允许许多工业品，以及食品和住房的价格随市场因素变动。
恐怕最引人瞩目的改革措施是北京决定国营企业保留一部分利润，不用将它全部上缴给国家，以增加再投资和工人福利计划。
但是，中国的许多商人和官员似乎并没有明白自由市场体制的细微之处。
赵紫阳说，货币供应失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在过去一年中，这个问题加快了通货膨胀这个螺旋的旋转。
1984年中国工人的总工资上涨了21％。
实行改革措施之后，工资涨幅最大的一次——46％——是在第四季度。
赵紫阳似乎负有间接责任，因为他允许政府控制的中国银行和管理国内银行业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过去一年里向国家经济注入了大约95亿美元资金。
事实上，发行的这些纸币大部分都用于了银行贷款，1984年，银行贷款增加了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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