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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荀况：性恶论与严酷的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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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幻想“礼治”
，复兴“周礼”
，却处处碰壁，感慨自己的一套要行不通了，须“乘搓浮于海”
，逃之夭夭。
不管怎么说，他的立足点均是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
而道德的批判，往往是无力的、绝望的。
因为道德的属性，从来是保守、封闭与传统的，它较之于历史的批判，层次要低得多。
我们从文学发展史上来看，凡是进行道德说教的作品，其生命力都极为有限。
而历史的批判（应当说，这正是深厚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压倒了道德的批判之际，作品的生命力——审美价值便高扬起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如此，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更如此。
当然，我们并不可以简单地把文学艺术的审美观移植于历史评价及道德评价当中。
不过，我们只要仔细想想，在中国的古典名著之中，《水浒》对农民起义的现实的描写，不是压倒了它的道德说教——宋江的“仁义”
么？《三国演义》呈现的历史，也远比它的正统思想要有力得多。
不消说，《红楼梦》本身就是反道德、反传统的，所以它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而它却做到了历史惊人的真实，更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地要与历史发生巨大的、无法排解的矛盾，这也便是康德说的“二律背反”
。
所以，善从来就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关于人性恶的思想，“是说出了一种伟大得多的思想”
。
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一文中说：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这时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时某一神圣事物的衰读，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秋序的叛逆。
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对于孔子而言，他也处处感到这种“人性恶”
的威胁，他主张“人性善”
，无非是一种鸵鸟政策。
其实，在他的言论中，仍得承认恶的本性存在：
约之以礼。
（《论语·雍也》）
克己复礼。
（《论语·颜渊））
仁者其言也韧。
（《论语·颜渊》）
如无“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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