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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桩事，黄汲清一辈子没有忘却。
那是1957年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次大劫难的年份。
当时黄汲清身兼掰大要职：国家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由一名副部长兼任）。
4月，全国第次区域地质调查会结束后，黄汲清带着一批青年工作者赴广东野外进行实地传帮带。
与时的苏联专家已经渗透了各个工业部门，地质部也不例外。
可是，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地质学家黄汲清发现，那些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所谓“苏联专家”
，竟是些在苏联本国时血还把他那本《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名著捧为经典学习的刚从大学门走出的学生。
黄汲清很有些看法，并且直言不讳地向专家组组长提出了自己韵意见与建议——其实作为大师他也有足够的资格在这些俄罗斯“娃娃”
面前说说话。
可是黄汲清错了。
仞秋，他回到了北京。
地质部的“反右”
斗争已经进入了高度的“具体”
阶段，他和另外三名高级工程师被点名批判，那时的点名实际上已是“内定”
的右派了。
除了黄以外，那三名受批判者有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荣和著名地质学家李春昱，他们和黄汲清～样，都是当时中国地质事业的顶梁柱。
谢、李的“罪责”
难逃，特别是谢，他的“罪责”
有两大条：一是反苏联专家。
（谢的观点跟黄汲清一样，他对苏联的“毛孩子”
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意见大着呢。
更何况谢当时是堂堂共和国地质部总工程师，一国之地质最高技术权威，听你俄罗斯“毛孩子”
瞎指挥算什么事呀！
）二是反“党”
（天知道何为反党）。
如果他多一点官场上的“涵养”
，也不致于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也不致于“文革”
开始没多长时间被逼得饮怨自尽（他的妻子在他死后几天也自杀辞世）。
黄汲清和谢家荣作为当时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在“反右”
斗争中的命运，对后来直至今天有关这一中国科技界第一大“悬案”
的结果，有着直接与至关的渊源。
比起谢家荣，黄汲清可谓碰到了好运。
论“罪状”
，黄汲清与谢家荣差不了多少。
巧在12级台风般冲击下，黄汲清得病住进了医院。
身为党组书记的何长工知道后断然挥了一下他那老将军的手，说：“有病，就好好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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