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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电设计院，三楼小会议室內，郭院长戴著眼镜，瘦高的身躯显得格外精神：“各位同志，很荣幸能担任上海机电设计院院长，同大家一起研製新中国第一枚火箭，由於我今晚还要乘火车赶回北京，所以我就长话短说，郑重向大家介绍艾丁同志，经中科院和上海市委决定，任命原上海工具机厂厂长艾丁同志为上海机电设计院党委书记，设计院由中科院和上海市委双重领导，设计院具体事务还是由副院长杨南生同志负责。”
隨后，艾书记站起身强调：“上海市委指示，上海工具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以及其他上海各界都会全力支持机电设计院，设计院同志们应在杨副院长和王总设计带领下放心大胆搞好火箭设计。”
有了艾书记的话，设计院的其他几位领导都增加了几分底气，原本心中仅存的疑虑也都消散了，此刻，他们都坚信，设计院能造成新中国第一枚火箭。
而此时，大会议室的暖气片正烧得发烫，把玻璃窗烘出一层薄雾，二十多张绘图桌沿著墙根排开，铅笔在宣纸上划过的沙沙声织成一张细密的网，偶尔夹杂著三角尺落地的脆响。
有同事打开半扇窗户透气，墙上钉著的参考图纸被北风掀得簌簌起伏，最上方用红漆写著“卫星火箭”
，下面是火箭的结构图，箭体像支削尖的铅笔，被密密麻麻的线条分割成无数小块。
王北海的额角渗著细汗，他把军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
往日里总爱靠著椅背晃腿的人，此刻正弓著腰趴在图纸上，左手按住丁字尺，右手的铅笔在1:10的比例尺上反覆比对。
渲纸上的坐標格被他描得格外清晰，每一条横线都像用尺子量过般笔直。
他忽然停笔，指尖点在“燃料舱段”
的標註上，起身时带倒了椅子也没顾上扶，三步並作两步衝到墙边。
“这里的曲率半径是不是標错了？”
他对著图纸喃喃自语，手指在“头锥段”
的弧线上来回比划。
旁边戴眼镜的同志闻声凑过来，两人头挨著头，王北海呼出的白气在对方镜片上凝成了水雾。
“按这个数据，箭体发射后会偏航三度。”
王北海从口袋里摸出计算尺，铜製的滑块在刻度上快速滑动，“得改，不然制导系统对不上。”
这样的场景在会议室里隨处可见，放大后的详细图纸与原设计图有部分的出入在所难免，更何况是火箭的箭体结构细节和动力系统、控制系统，都要经过严格的数据论证。
即便如此，也没有消减同志们的工作热情，有人搬来木梯趴在最高处抄数据，有人蹲在地上铺开整捲图纸，还有人用大头针把计算草稿钉在墙上，红笔圈出的疑问像一串串省略號。
窗台上的搪瓷缸里插满铅笔头，笔芯磨得只剩小半截，墨水瓶倒了好几个，蓝黑色的墨水在窗台上晕出深色的花。
杨南生站在走廊里，隔著磨砂玻璃望著里面的景象。
当看到王北海把三角尺咬在嘴里，腾出双手翻查资料时，他嘴角露出了淡淡笑容。
北航那个总爱跟老师抬槓的刺头，此刻眼里的专注像淬了火的钢。
他想起北航院长临行前的嘱託：“王北海这孩子是块好料，就是得磨。”
现在看来，这块料终於开始显露出锋芒了。
时间在图纸里悄悄消磨，大会议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
当最后一张尾段结构图的墨线干透时，大家把二十多张图纸在地上拼开，整支火箭的轮廓赫然显现，22.46米的长度从墙角一直铺到门口，箭体最大直径1.85米，起飞质量61.5吨，头锥段採用2毫米厚的铝合金，燃料舱段用的是镁合金板材，发动机舱的耐热层標註著“需耐受1500c高温”
。
每张图纸右下角都签著绘製者的名字，密密麻麻的线条像给火箭镀上了层银边。
“该拆图了。”
王希季用红铅笔在总图纸上划著名线，他把箭体从顶端到底部分成五段：“头锥段归结构组，仪器舱给控制组，燃料舱段交材料组，发动机舱和尾段归动力组。”
拆解后的局部图纸分到各个部门小组负责人手中，火箭箭体结构、发动机结构、尾翼结构、各种系统设计等都进行了详细拆分，为了防止泄密，部门將这些图纸再次层层细分，所有技术员各司其职。
拆图的过程极为精密，王北海负责把尾翼结构图分解成三十七个零件，小到一颗铆钉的直径，大到尾翼前缘的倾角，都要標註清楚。
他趴在图纸上测量了整整三天，手指被铅笔芯染得发黑，指甲缝里全是橡皮屑。
当他把標著“尾翼连接轴Φ38mm”
的图纸交给谭济庭时，对方的眉头拧成了疙瘩。
“就给这个？”
在结构组工作的谭济庭举著图纸来回翻看，“连跟箭体怎么对接都没標。”
“不该问的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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