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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改革后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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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9年改革以来，中国有了相当惊人的发展，经济增长率非常高。
1980年到1992年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7.6%的速度惊人增长。
工业产品的年增长率超过11%，甚至传统上比工业增长缓慢得多——的农产品年增长率也达到5.4%。
产出和实际收入的高增长率使得用经济手段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条件成为可能。
与一个像印度过去50年里那样、大多时候每年蹒跚增长2%～3%的国家相比，消除贫困的机会在一个每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经济体里明显大得多，正如中国每年7.6%的增长率显示的。
据估计，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3%下降到1990年的11%（《世界银行》，1992）。
这一下降是非常快的。
尽管同一时期印度的农村贫困人口也显著下降，但幅度要小得多：从1977～1978年的55%下降到1988～1989年的42%。
毫无疑问，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得比印度好得多，中国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是解释这种差别的最大原因。
实际上，改革后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努力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时期，现有的证据显示收入的不平等在实行改革之后可能是加大了而非缩小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贫困迅速减少是由于参与式增长而不是因为激烈的再分配。
印度80年代经济增长有所加快，经济不平等现象没有什么变化，这些趋势与按人员计算的贫困指数的显著下降相一致，但相对来说贫困仍没有大幅减少。
这种评价贫困的方法依靠所谓的按人头计算的指数，它是指人均收入（或支出）低于特定的“贫困线”
的人口比例。
它将贫困定义为收入或支出不足，这不是很恰当，因为贫困有许多不同的形式——除了个人收入外还有许多不同原因（例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系统等）造成基本能力不足。
而且，即使是以收入为中心的人数计量法，对低于贫困线的水平和收入的不平等亦不灵敏，要更好地理解收入贫困，需要有对分配更灵敏的衡量贫困的方法。
当然，即使我们采用了更广泛的衡量贫困的方法，人口比率趋势仍有明显的信息价值。
考虑到缺少收入经常强烈地限制了人们的生活，改革后中国收入贫困的减少是项重大成就。
但是这一发现需要诸如死亡率和生活条件的其他指标数据作为补充。
实际上，尽管改革前预期寿命增长、婴儿死亡率降低以及文盲的减少等生活条件的提高在改革后得到巩固和发展，在某些重要方面，相对于（1）改革前的剧烈转化，（2）改革后在提高收入水平和减少贫困人数方面获得的成就，（3）70年代末以来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成就而言，1979年以来这些领域的进步速度还是相当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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