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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乔司的劳改队里，几乎每个月都向省市和中央的有关部门，寄去他一封又一封的申诉信。
每个月我妈妈给他送去的衣物杂品中，最多的就是信纸和信封。
他已记不清自己写了多少重复的文字，记不清他在昏暗的灯下，把那些原本并不复杂的人事，翻来覆去地纠缠了多少个来回。
他在连续申诉两年以后，终于有一天，劳改队的管教干事交给他一张表格，要他如实填写。
表格的名称是：“未决叛徒犯登记表”
——我爸爸的眼睛亮了亮，他立刻意识到解决问题的时间快到了。
他在“地下”
时，从未被捕过，而现在竟是“未决叛徒犯”
，可见对他的怀疑是入党后又叛党而同国民党勾结。
现在既然让他填表，不是说明这种怀疑差不多快要被否定了吗？
我爸爸填了那份表格的半年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也就是他在劳改农场待了两年半以后，终于宣布不作刑事处理，无罪释放。
可是释放并不等于平反，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回到杭州，没有党籍，失去了干部身份，也没有工作。
省公安厅劳改局利用他的专长，暂时让他去办一份劳改报纸。
他自十六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十八岁从上海沦陷区到天目山《民族日报》当副刊编辑，十几年来，写下了百十万字的散文、小说、杂文、新闻通讯等等。
当年，也算是沪杭一带的知名报人了。
而这位优秀的特派记者，在他二十七岁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之后，从此再也没能写过一个字的新闻报道和杂文评述。
他一生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于向司法部门无休无止的申辩和上诉。
人说“著作等身”
，我想我的父亲可谓是“申诉等身”
。
至一九五五年他回到杭州后，他的申诉仍然持续不断，一直坚持到“文革”
之初，实在没有可能再坚持下去为止。
而那些字字血泪凝成的申诉材料，却在岁月的严酷碾磨中，变成一堆无人问津的废纸，随一次次运动的狂飙而去，最后灰飞烟灭。
自从大叔叔去省检察院上访，却答非所问，败兴而归以后，我妈妈便从此放弃了这种自欺欺人的努力。
她已对这种自我安慰的申诉感到了厌倦。
她面对的是自己五十多元钱的工资，要养活七八口人；面对的是全家人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的现实。
现实是如此艰难而又迫在眉睫。
她这么一个从来都生活在虚无缥缈的浪漫世界中的人，将如何把自己降落在尘埃弥漫的现实生活里，度过今生今世这长长的暗夜呢？
在那个春天绵绵不断的霏霏细雨中，她走在紫藤缤纷的落花之下，心里忽然清朗，似乎有了一种大彻大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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