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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我们大笑，我才觉得愿坚当时最大的优点是比我成熟。
后来我们回到了野战军政治部。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愿坚他们还经常有碰面机会。
1947年刘邓部队从大别山转战到河南，我们曾一起到豫西一带去慰问，受到刘邓首长的鼓励，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我们都在同一条战线上做宣传工作。
渡江之后，我们在南京，他们进了浙江，见面少了，后来我调整到北京，并且离开了部队，就没再见过他。
1954年再见到时，他已在总政文化部编《红旗飘飘》了，我觉得那是件很繁杂、很辛苦，甚至有点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干得任劳任怨，而且接二连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党费》等作品发表出来，思想性艺术性在当时都算得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顶峰作品。
我着实为他高兴，也有些纳闷，愿坚平日拘谨理智，他的作品怎么这样感情丰富，这么生动活泼，这么有灵气，这里有什么秘密？另外他又是什么时候学会写作，并把文字功底打得这么扎实的呢？我们从小当兵，上学的机会都不多，我只上过4年小学，愿坚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当分队长时不过十七八岁，已经有好几年军龄了，他能比我多上几天学呢？在战争时期我自学文化和写作，发了几篇稿子，就自我膨胀，到处张扬，现在才知道人家王愿坚闷声不响埋头苦干，比我有出息多了，这对我实在是个教训。
从此对愿坚我又多了几分尊敬。
这一段时间，我们常见面，多半是在各种会上，也有时是在双栅栏总政文化部的宿舍，每逢我称赞他的作品和刻苦，他总是说自己不行，这时我已不认为他是“假积极”
了，而是极佩服他这种谦虚的品德。
他对我的创作不仅当面给了许多鼓励，在背后也曾为我某篇作品被误解而替我辩白。
反右开始后，周扬同志曾找文学界几个年轻人谈过一次话，关照一下大家，要严于律己，谨于言行，实际是爱护与保护的意思。
我和愿坚都被召去，那天很热，所有的人都是短袖薄衫，唯独愿坚是全副军装，还扎着武装带。
我说：“这个天你怎么还穿这个？”
他说：“部长召见，哪能随便呢？”
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打算写一篇小说。
听周扬同志谈话后，想先放一放再说了，先整顿一下思想。
没想到从此一别就是20多年，因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了。
这20多年中我只有两次想起过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倾时，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说是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很奇怪，心想王愿坚别的毛病有，可跟资产阶级怕是很难沾边吧？他干嘛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连自己怎么成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没想清楚吗？再一次想起他是“**”
时，又从油印的传单上看见他的种种罪行了，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为他担心，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谨慎小心，自制自尊的人，不像我这么脸老皮厚，经打又经踹。
我怕他想不开，受不住，心想如有机会见面我要和他谈谈我对诸如此类事的看法，哪知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这些已用不着再说，于是又和20多年前一样，说些创作打算和生活体会之类的话。
40多年，我和愿坚就是这样的淡淡的交往，见了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不见面也很少找机会故意相会。
从来没亲昵过也从来没有疏远过，平时相忘于江湖，裉节上又会互相想到。
从病房走出来，我才感到失去了多么难得的一个伙伴。
晤别的第二天，愿坚走了。
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写作，这样的离去，对人对己都可以交代了。
旧朋云散尽，余也等轻尘。
这条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愿坚那样有拼搏，有成绩，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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