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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老教师是励五爷。
励五爷年纪比白先生更大，耳朵更背。
和白先生相反，他不大讲究穿戴，总是一身灰中山装，纽扣很少扣严的时候。
他不遛弯，而是打吴式太极拳。
他和白先生两人一见，说起话来十分费力，他冲白先生耳朵喊，白先生冲他耳朵喊，然后两人相对弯腰，鞠躬：“您慢走。”
“您坐着。”
白先生精神气色都比励五爷好。
过了两年，发生了变化，白师母突然去世了，白先生就很少到陶然亭来了，偶然来一趟，衣着也不像以前那么整洁，精神也不像以前那么旺盛。
白先生一生醉心艺术，对处理生活琐事相当的无能，白师母不在他连吃饭、喝茶都困难。
身边又没有别的亲属，实在令人同情。
有时碰见我们劝慰他两句，他只是摇头叹气，说是想接一位亲戚来帮忙，不知后来怎样。
励五爷倒始终是老样子，他身边有子女，但老人性格孤僻，宁愿事事自己动手，保持独立，反倒不见颓唐。
晚年耳聋，看来是京剧音乐行当的职业病。
我小时学过“武场”
，尽管是秧歌剧的锣鼓，也是先从小钹打起，然后小锣、大钹、大锣，最后才学打鼓。
一天练几个小时，停下后耳朵嗡嗡的许久静不下来。
大锣大钹是挨着打鼓佬站的，打一通“急急风”
，三个段落一个紧过一个，一层响过一层。
如果唱武戏，真有点玩命。
我一直打大锣，初练时左手提一块砖，右手五指伸开，只靠食指套着锣槌甩动，要槌槌打在砖心上，待到正式提锣时，要打出几种不同的声响和节奏来。
常常一晚上演出要打断几根锣槌，可知打鼓佬的耳膜要经受多大的震**力，一生几十年打下来焉有不聋之理呢。
现在科学发达，物质条件也好，应想出点措施来保护音乐工作者的健康。
近来国内唱京戏，台上都装扩音器。
我听过几场，感到音量太大，音乐变成噪音。
不知剧场的音响工作者是否都是打鼓佬出身，耳朵偏沉，为什么就不能把音量压低一点，使观众舒服一些呢？
九
沈玉斌先生的去世，是使我很痛心的。
去年我去英法两国，在巴黎和伦敦逗留一个月，回来后积下一大堆信件，头一封是沈先生的，来信说病情严重，托我催办一下他的著作出版事宜。
而第二封就是治丧委员会的讣告，通知我去和他的遗体告别。
两封信只相差七天，我想沈先生给我的信可能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的一封信。
沈先生出身于梨园世家，是“六场通堂”
的名琴师，早年焦菊隐先生主持北京戏剧学校，就请他当教员，是该校最年轻的老师。
著名的四块玉、吴素秋，全是他的学生。
50年代焦菊隐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导演《虎符》，要在话剧中加中国打击乐器，又请沈先生做音乐顾问，负责设计全剧的打击乐。
解放前沈先生曾长期被选为北平市梨园公会会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奔走联络，建立了第一个私立戏校“艺培戏曲学校”
。
“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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