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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用得着大伤其脑筋吗？不论其为谁杀，如何杀，有一条可以肯定，不是万历杀，也不是张居正杀，而是那些大大小小死面疙瘩所组成的“义勇军”
，将其送上法场的。
何心隐之死，就是死在了这些“结实的多数派”
的手中。
据说，当《人民公敌》这个剧本在莫斯科上演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成功地饰演了剧中主人公，那位孤独的医生。
而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普列汉诺夫，曾就易卜生这种对多数派的看法，作过理正辞严的谴责。
如果普列汉诺夫能活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话，看到从慕尼黑啤酒店里喝得醉醺醺地冲出来的纳粹党徒，见犹太人就打，见犹太店铺就砸，见犹太教堂就烧，还有大批张着嘴看热闹的，起哄架秧子混水摸鱼的，嘲笑奚落泄一己之私愤的普通德国人簇拥着、尾随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政治运动中以积极分子面目出现的“结实的多数派”
——为了表现，为了邀好，做起劲的打手，做颠狂的恶棍，也许不会著文反对了。
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群众和群氓，在某些特定场合，这一字之差的界限，有时并不存在。
呼啸的多数人，声音可以惊天动地，但并不必然拥有真理。
通过十年“文革”
的教训，我们大家都明白了的一点：群众运动，一旦成为无法控制的变数，那便是一场可怕的劫难。
易卜生通过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痛心疾首地说：“在咱们这儿，真理和自由的最大敌人就是那结实的多数派，不是别人，正是那挂着自由思想幌子的该死的结实多数派！
想禁止我说真话的，正是这个多数派。
多数派从来没有公理。
从来没有！
这也是思想自由的人必须揭穿的一句社会上的谎话。”
如果从古老的《福音书》中，看一看耶稣之死，这位先知不也是被“结实的多数派”
钉上十字架的吗？当审判者从作假证的老百姓那里找不到检控的理由，便搞起群众运动来了，问在场的积极分子，该怎么处置他？他们回答说，他（耶稣）是该死的。
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
群众一迭声地喊：“把他钉上十字架，把他钉上十字架！”
那些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
毫无疑问，耶稣之死的主犯，是祭司长，巡抚，和那个出卖他的犹大，但是，看不到那些助纣为虐的群氓，加速他死亡进程的“结实的多数派”
，也是不准确的。
耶稣在死前这样长叹过的：“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这位先知的悲哀，恐怕想不到正是这些“结实的多数派”
，却成为最坚定的恨他不死的积极分子。
因此，到底是谁给何心隐的棺材，揳进最后一个钉子，既无从查起，也无关紧要；只是易卜生所创造的这个词汇，却给人们留下永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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