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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国寺反省期间,苏东坡与当地的潘大临等几个土著文人交往,对当地这些文人影响很大,并通过这些文人影响着当地的文化。
这样调整了两年,在公元1082年夏天,苏东坡才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这时他的心态比较超然。
这里的“壬戌年”
很巧,正是宋徽宗赵佶的诞辰。
宋徽宗在苏东坡写《前赤壁赋》的时候还没有出生,他是该年阴历九月出生的,而苏东坡写《后赤壁赋》时,宋徽宗将满月。
苏东坡于公元1101年去世,此时宋徽宗十九岁,刚刚登基一年,他在位二十五年,后于1126年被俘,成了亡国之君。
他当俘虏受尽折磨,于五十四岁时去世。
苏东坡与杜牧两人的时代相隔了两个多世纪,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黄州的文化由杜牧、王禹偁及苏东坡这几位名人所引领,逐渐起到了示范效应,并慢慢地培育和渗透,最终发展到后来的锦绣文章。
这三位名人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他们都是贬官。
杜牧虽不是贬官,但他是在一生最不得志、怀才不遇的时候来到黄州的,很容易和当地的老百姓及土著知识分子打成一片。
如果是仕途很顺的人是没有时间和心思跟这些草根知识分子来往的,所以当时他们的心态决定了他们的行动,他们对当地的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他们来黄州时,都已步入中年,他们全部是四十岁以后到黄州来的,这个阶段是人在一生中完成价值观、人生观和历史观转变的关键时期,最容易让人产生忧患意识,也容易让人产生创新的爆发力,创作出一生中最为经典的作品。
事实证明,杜牧一生中的代表作是在扬州和黄州写成的,王禹偁所达到的散文最高峰便是《黄冈竹楼记》,苏东坡更不用说,一首词、两篇赋、一篇《寒食帖》的书法,创造出了他在黄州的四个文学高峰。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贬官对于推动中国文化建设所做的贡献,黄州并不是个案,最典型的还有惠州(今广东)和儋州(今海南),这几个地方的文化发展都是由贬官推动的,并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士人和草根阶层。
第三,他们被贬前已是闻名的大文人,他们来到被贬地时倍受关注,在当时是叫“生活”
,走了之后,叫作历史和传说。
这三人中,文人气最重的是王禹偁,他是宋朝建立前出生的,生性谨慎。
而杜牧和苏东坡各是唐宋建立后出生的,他们对朝代没有对比,名士气非常浓,名士气的特点就是不拘小节,什么都不在乎,但是才华横溢,很容易表现,这种人对文化特别有吸附力。
杜牧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什么都不在乎,因为他是宰相的孙子,父亲也是大官;他什么都不怕,因为他见过的事情太多了。
这样离经叛道、不按常规出牌的名士气,特别容易为当地的文化人所接受和喜欢,也很容易改变一个地方的风气。
所以说,唐宋时期是鄂东人文精神的培植期。
二
明清之际是鄂东人文精神的发育期。
在明代中叶,中国的思想界有一个长约一个世纪的活跃期,这个活跃期来自王阳明的“心学”
。
王阳明的“心学”
是在南宋陆九渊的基础上往前推进的。
从武宗到嘉靖年代,中国的讲学之风非常盛行。
这个时期的鄂东,跟我说的中唐和北宋时的鄂东不一样,中唐和北宋时的鄂东是外来人在引领这个地方,到了明清,则是鄂东“自主品牌”
的文化人和外来人交相激**,从而形成了文化大观。
鄂东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有了一个后劲十足的爬坡,嘉靖皇帝是从湖北安陆州(即钟祥)到北京当官的,他出生在湖北,对湖北人文的推动力较大。
在嘉靖当皇帝之前,中国有两个“直辖市”
,首都是北京的顺天府,陪都是南京的应天府。
嘉靖十九岁当了皇帝,他的胆子很大,二十五岁时做了一件事:在湖北钟祥成立了第三个“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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