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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诗：“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
这巨大的反讽道出一个现实，为官之人虽然都道山林好，但真正愿意离开官场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中国古代的官员，其主体都是读书人。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其主体也是读书人。
前些年，当“知识就是生产力”
见诸报端并被惊为是一种历史观的进步时，我曾戏言，这观点古人早就提出过。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金钱美色，尽在书中。
读书人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支柱，似应视为一个整体。
但若究其人品操守与价值取向，分歧却是无法弥合的。
岳飞与秦桧，这种势同水火的极端例子，在历史中并非个案。
卑鄙扼杀高贵，终于在“**”
期间达到全盛。
每遇人妖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士大夫作为社会良心的体现，都会站出来主持正义，维护道德。
明晚期东林党人的出现，便足以说明问题。
权力滋生腐败，权力更滋生丑恶，何况是不受监督与无法制约的权力。
所以，在皇权统治下的士大夫，一方面有忠君报国的思想；另一方面，为了洁身自好，他们只能退隐山林。
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真不愧为圣人言。
但这句话却是不能演绎的。
既然宽厚仁慈与充满智慧的人乐山乐水，那么乐于官场的人又算哪回事呢？这只能说，士大夫即便为官，不能过醉月餐霞的山林生活，心中也必定要存山林的旨趣。
胸中有丘壑，坐地成神仙。
可悲的是，太多的为官之人，胸中全都被眼前的利益填满，哪里还会有丘壑呢？
中国文人喜欢讲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应该说，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所谓忧患意识是也。
身在权力之中，常告诫自己权力要为民所用；身在江湖里，则担心统御万民的帝王决策不慎而招民怨。
有这种想法的人，属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者”
。
治国事者，应重仁轻术。
过于苛严，也许能提升执政能力，但终究还是会国运衰败。
怎样才能做到仁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法自然”
。
生长万物的大地是最宽厚无私的。
《易经》讲大地“厚德载物”
，这厚德即是仁。
所以说，中国士大夫向往山林，是在精神上追求“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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