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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在《天下荒年》的题记中写道：“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群，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个风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精神坚强地再生。”
这段话是他的心里话，谈歌的忧患意识完全体现出来了。
他要以“精神”
之旗与社会对话。
关于这类问题，1996年1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开第五届作代会时，我与谈歌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
为此，中国作协主办的《作家通讯》还在“会议花絮一束”
中写了这样一段，名为《编辑部多“马车”
》。
我和何申、谈歌被《小说选刊》称为河北的“三驾马车”
之后，还就这么叫开了。
会议安排我与何申在一层，谈歌兄弟身体瘦弱，可他一开会就是活跃分子，而且是夜猫子，只要有烟吸，永远不困。
他在我们屋里吸烟聊天，还喊来了天津作家肖克凡，谈到凌晨三点，还在兴头上。
何申兄会保养，不吸烟也不熬夜，他生活极有规律，晚上十一点前就睡。
谈歌这一闹何申就睡不着了。
谈歌故意说：“何兄，您睡您的，我们小声聊。”
何申支撑不住了，抱着东西说：“我到你那屋跟赵新兄住一屋，咱俩换吧。”
于是，谈歌就很兴奋地跟何申换了。
当时有位记者问谈歌，“你总那么热衷社会写作，为什么不来一些个人化的写作？”
谈歌皱了半天眉头。
其实这位记者不知道，谈歌早期也是搞一些新潮探索小说的。
谈歌在1991年发表了新潮小说《那一阵我正活得没滋味儿》。
当时在王朔小说走红之时，谈歌的小说也进行着讥讽和调侃。
谈歌作品的主人公经历了从游离于社会结构之间的单个人到成为社会组织结构中举足轻重的一员的变化；谈歌作品主人公还经历了从拒绝、排斥一切社会责任到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社会责任的变化。
面对记者的提问，谈歌做了质朴坦诚的回答。
谈歌说：“我已过不惑之年，写作的年头儿不算短了啊。
我确实追求过一些新式的写法，弄得很累，反而吃力不讨好。
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的艺术。
小说要与大众接轨，不管什么时代，大众都需要小说为自己代言。
当我们大声疾呼中国文学要与世界接轨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小说如何先与中国的大众接轨？”
但是谈歌也不反对个人化写作。
1996年11月，在《芳草》杂志社主办的三峡笔会上，刘醒龙主持了一个叫“我们说我们”
的现实主义文学讨论。
谈歌发言说：“文学需要民间的支撑。
小说写给谁看是个大问题，我的小说想写给众多的老百姓看。
作家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咱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不要不在乎读者。
只要刊物和‘小说’封底有‘定价’二字，读者永远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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