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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屠隆死前，汤显祖写去慰问诗十首，诗题里提到了他患了“情寄之疡”
，没有任何隐讳和回避。
在那个对**不以为耻的年代里，丑恶与美好，整个都颠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之梅毒，也不存有中伤朋友的意思。
那时的一个才子，得了杨梅大疮，烂了鼻子，对他的人格品德，不但无碍无损，相反，还被视作体面的、光彩的风流韵事，当作美谈呢！
在这种世纪末的极端颓废风气下，这世界还有救吗？《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之于万历”
，看来，这还真是说准了。
至此，我不禁想到《金瓶梅》，这部应该是嘉靖年间出现、万历年间盛行的小说，也是这种风气所及的产品，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色。
那位隐姓埋名的文学大师，到底也弄不清楚是谁，至少有四十多种推断的兰陵笑笑生，在作品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
我猜想，这位大师那亢奋的，冲动的，流着哈拉子的，某些部位大量充血的状态，是相当“后明朝化”
的。
同样，他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觉得有什么诲**的罪愆感，津津乐道，其味无穷的精神层面，也绝对是“后明朝化”
的。
没有后明朝，没有《金瓶梅》；没有《金瓶梅》，也没有嗣后不绝如缕的**作品。
兰陵笑笑生自有他狂热写性的可指责处，但那个时代的风气，那个时代的错乱和颠倒的思潮，也不能辞其咎的。
《金瓶梅》至少有其不朽价值，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它佳处自在。
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又越常情，如有狂疾。”
因此，这股以《金瓶梅》为滥觞的，直至明末清初，应运而生的文学浊流，与明代末季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风分不开的。
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文学，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现在，除中国文学史家、中国戏曲史家外，绝大多数读者，已经不大关注明代那位剧作家屠隆了。
他是谁？他写过些什么？他的传奇戏剧有些什么影响和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但他是一个死于梅毒的中国文人，以及他与那个时代的炽烈**风，与随之催生的文学浊流，这种互依共存的关系，倒是值得后人玩味的。
作家，作品，时代，风气，说到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因此，君不见近十数年来的裤裆文学，甚嚣尘上的现状，难道不值得对这种文学现象，去思考一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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