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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战国时期有所谓“名家”
的产生，这件事本身也就足以证明在周、秦之交，中国的社会史上有过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名家”
本来是汉人所给予的称谓，在先秦时代，所谓“名家”
者流每被称为“辩者”
或“察士”
。
察辩并不限于一家，儒、墨、道、法都在从事名实的调整与辩察的争斗。
故我们现在要来研讨这一现象的事实，与其限于汉人所谓“名家”
，倒不如打破这个范围，泛论各家的名辩。
这一现象的本身是有它的发展的，起初导源于简单的实际要求，即儒者的“正名”
；其后发展而为各派学说的争辩，一部分的观念论者追逐着观念游戏的偏向，更流为近于纯粹的诡辩；再其后各家的倾向又差不多一致地企图着把这种偏向挽回过来，重新又恢复到“正名”
的实际。
待秦代统一六国以后，封建社会的新秩序告成，名实又相为水乳，于是乎名辩的潮流也就完全停止了。
这样便是先秦名辩思潮的整个发展过程，我现在想把孔子以后的各家的态度，逐一地加以研讨。
一 列御寇
列御寇，我们要说他是一位辩者，或许有人会诧异，但《战国策·韩策》里面有说到他的学说倾向的一段故事，确和“正名”
有关。
“史疾为韩使楚。
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
曰：‘何贵’？曰：‘贵正’。
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
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
曰：‘以正圉盗奈何’？
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之何’？王曰：‘谓之鹊’。
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
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
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
“乌不为乌，鹊不为鹊”
便是“名不正”
；必乌须为乌，鹊须为鹊，然后才得其“正”
。
这虽然只是史疾转述的话，但由此可借以推定列子所“贵”
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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