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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法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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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产生应该上溯到子产。
《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
；当时郑国是子产执政，这至少可以说是新刑律的成文化。
晋国的叔向诒书反对，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
，而责难子产“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
。
子产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但也回答了一封信，说“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
，表明着《刑书》之铸是有迫切的必要。
叔向的书无疑是经过后人润色过的东西，但在大旨上很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
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叔向站在保守的立场，想维持旧日的礼制而反对新政，认为刑辟之设是“争端”
的开始，其实这正是倒因为果。
事实上是旧的礼制已经失掉了统治作用，世间上有了新的“争端”
，故不得不用新的法令来加以防范。
子产说他是为“救世”
，正是现实的政治家所表露出的真心话。
这新的“争端”
是什么呢？便是春秋中叶以还，财产的私有逐渐发展，私有权的侵犯也逐渐发展，为保障私有权的神圣，便不得不有适合于新时代的法令之产生。
子产的《刑书》虽然已经失传，但它的内容是承认私有财产权并保护私有财产权是毫无疑问的。
有名的《舆人诵》，便是绝好的证明。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这表明在初期对于私有财产加以新的编制的时候，大家感觉着不自由。
然而仅仅三年之后，新编制的意义正是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大家也明白了，于是乎诵声一变。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私有财产得到保障，而且更加发展了。
这位被人讥为“虿尾”
的政治家子产，确实是一位新时代的前驱者。
叔向尽管反对他的政策，然而时势所趋，更有趣的是仅仅相隔二十三年，而叔向自己的祖国，赵鞅、荀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
了。
在晋国铸刑鼎的时候，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仲尼也曾表示反对的意见，“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主张晋国当守唐叔之法度，使“贵贱不愆”
，和叔向反对子产时的意见相差有限。
这固然也表示时代的新旧之争，但不一定就真是仲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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