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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量的汉族读书人来说，这不过是杯水车薪。
因此读书人的处境并没有根本改善，正像钱穆说的那样，蒙古人对待汉族读书人，就像对待工匠一样，不过是纯粹的利用而已。
所以元代的读书人读经无所用，只好去编曲唱戏，结果造成了元代杂剧的繁荣。
在元代除四等人外，还有一种社会等级的排列法，这是民间的排列，也能说明问题。
这种社会等级排列，一种说法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
另一种说法是“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
。
钱穆认为，后一种说法不合理，因为古代工与匠是一回事。
除了官吏僧道之外，有一技之长的人地位都要高一点。
蒙古人特别看重具体的技术，每次破城，即使屠城也会对工匠、医生与兽医加以保护，其目的只是要把他们掠走，编为自己的附庸，让他们为王公贵族和蒙古人服务。
由于蒙古特别看重工匠的技术，所以，虽然工匠的人身不得自由，但待遇却要优于一般平民。
第七等级的“猎”
，实际上是专门为蒙古人打猎养鹰的鹰户。
打猎是蒙古贵族的消遣，而养鹰也是一种专门技术，所以也比一般平民待遇要好些。
由于元朝统治者基本上拒绝接受汉文化，所以，基本上意识不到儒家伦理对于统治的好处。
即使有个别人意识到了，也无法顺畅推行。
元朝的国家治理，基本上无视汉人千年的政治传统和经验。
在制度安排上，具有儒学底蕴的士大夫，只是作为统治的装饰和点缀，元朝统治者偶尔听取一点汉人的意见，往往也是偏于技术方面。
他们用不着儒学为自己增添合法性，也基本上不需要对自己的统治做道德上的修饰。
而且，他们无视汉地原来的知识精英的存在，不仅不依靠他们，反而有时候还排斥他们。
他们对汉人的统治，基本上是军事强制背景下的强行盘剥和严刑峻法。
在元朝统治的不足百年里，民变和农民造反从来就没有断过。
元朝统治者在拒绝汉化的同时，也造成了部分汉人的蒙古化。
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在元代，有很多汉人取蒙古名的事情，比如姓张的叫张拔都，姓刘的叫刘哈刺不花，有的甚至连名带姓一并蒙古化了。
还有的人，为了谋求一官半职，或者做通事，积极学蒙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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