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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清朝政治格局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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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过，清朝的政治格局一向有两个特点：一是满重汉轻，二是内重外轻。
还在乾隆末年，这种格局所导致的清朝政府缺乏弹性，难以应付地方突发事件的弱点，已经在川、楚白莲教起义中暴露无遗。
随着满人整体政治素质的下降，这种政治格局的弱点就更加突出。
为了应付局面，在乾隆之后，为了利用汉人士大夫的力量，汉人官僚和士绅的地位已经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看，清朝政治的这一格局，还没能有根本性的扭转。
根本性的转机来自于清朝崩盘的威胁。
1851年起源于广西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冲出广西后以暴风骤雨之势，席卷大半个中国。
就当时而言，清朝政府崩溃的势头，比当年元朝政府还要来得快，如果不是起义农民领袖贪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繁华，起义军内部又因争权夺利而出现内讧，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满人又会像当年的蒙古人一样，被赶回关外。
当然，太平天国没有全力北伐的失误，给了清朝政府一点喘息的机会，也给了汉人士绅选择的机会。
本来，像这种王朝末世，地方上的士绅最关心的应该是自己家族和地方的利益，未见得会倾力效忠政府，加上太平天国以推翻异族统治相号召，理应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更有吸引力才是。
可是，太平天国起义，恰是以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思想因素，糅杂了中国乡土意识拼凑成的拜上帝教为组织核心的。
虽然在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一干人头脑里，西方基督教的思想没有多少，但他们创造的拜上帝教，却以强烈的反传统面目出现，兵锋所及，扫**着一切中国固有的雅俗文化，儒释道概莫能外，至少从形式上，传统的三教都受到了巨大冲击。
而且，在农民式的禁欲主义指导下，太平天国实行打破家庭，分男营女营的政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颠覆性冲击。
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有“铲孔孟，覆伦常”
的意味。
虽然洪秀全等人事实上并不可能真地抛弃儒家伦理，甚至对伦理和礼教的讲究比士大夫还要厉害，但他们起义的外在表现，却的确对士大夫们赖以生存的意识和观念造成了难以接受的冲击。
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文化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石，虽然读书人都称皇帝为圣上，但实际上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孔子，孔子的确是中国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教主。
而以男女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网络，则是士大夫在农村社会生存的基本前提。
如果以毁灭这两个**为代价，换取对一个政治势力的归附，对士大夫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归附，也是在武力胁迫下不得已的结果。
这样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一大批汉族士大夫，会毅然选择全力帮助清朝政府。
这些人（包括大批在野的士绅）的选择，的确出于“卫道”
的动机，不过更重要的是维护他们自己的**。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农民起义没有士绅的参与而能成气候的，太平天国当然也不例外。
而尽管太平天国对读书人很优待，甚至自己开科取士，但始终没有什么像样的士大夫投身这个运动，少数几个进去的也很快就退出了。
汉族士大夫对太平天国的抵制和反抗，救了奄奄一息的清朝政府的命，也彻底改变了清朝延续200多年的政治格局。
当清朝的政府军八旗和绿营根本不中用的时候，满人的王朝不得不将扑灭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还比较有战斗力的湘淮军头上。
湘淮军实际上是曾、左、李这些汉人士大夫，为了自身命运，以及拯救清朝而建立的私人军队。
这种私人军队从编制到训练跟八旗和绿营都有本质的不同，而且还及时地引进了西方的兵器和组织因素，因此最终替清朝政府扑灭了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遍地农民起义烽火。
在这灭火过程中，原来士大夫的实学和理学都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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