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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的首两句，我是很忠实地翻译出来的，然而意思还是摸不准确，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样。
不过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创造社的几个“流氓痞棍”
想赚钱没赚成，又才跑去革命。
所谓“革命文学”
也就是那几个“流痞”
所想出的骗钱的幌子。
我们这位“左翼之雄”
的鲁迅先生的唯物的解释真可以算得是超马克思主义的。
但可惜那几个“流痞”
所闹出的事实和先生的推论全不相符。
创造社出版部的独立是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流痞的一员成仿吾是以一九二五年六月去广东，当的是广州大学的理科教授。
还有几位流痞便是郭沫若、郁达夫，和一位新入流后又拆了伙的王独清，是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从上海出发往广东的：这“三一八”
是一个纪念日，在这儿自然用不着我来做“宣传大纲”
。
几个流痞刚好在这个纪念日上动身，这个日期也就留在了我的脑里。
我记得那天在下雨，在黄浦滩码头上送我们上船的有一位楼建南。
走的不只我一个人，又还有送行的人做见证，可恨这个日期不好自由创作。
就这样，我们在这儿还是应该痛骂那几位创造社的痞棍，为什么那样早便跑向广东去了，没有停一下造些事实出来和我们鲁迅先生的“一瞥”
相符，使得我们的“正人君子”
又形同捏诬地自由创作了一下。
到了前年（译文中说的是“一昨年”
，大约是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文学”
这个名称才旺盛了起来，主张它的人是由“革命的策源地”
回来的几个创造社的元老和若干新分子。
革命文学之旺盛了起来，不消说是有它社会的背景，是因为一般的民众和青年们中有了那样的要求。
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奔走于实际运动，在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然而到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地鲜明了起来。
国民党以“清党”
之名大大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活剩下的青年们又入了被压迫的境遇。
在这儿，革命文学才在上海成了强烈的活动。
所以这革命文学之旺盛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来是和别国不同，不是由于革命之高扬而盛，而是由于革命之挫折。
其中虽也有几位旧文人投了指挥刀又来干笔墨的旧业，有若干的青年由实际活动赶了出来不得不借此以谋生路，然而实际上具有社会的基础，新分子中极坚实而正确的人多所存在。
然而这时候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
）的意见看来，是还没有经过十分适切的计划，错了的地方怎么也很多。
（沫若案：最大的错处就是骂了鲁迅先生。
）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加以细密的分析，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够运用的方法，便想机械地拿来运用。
（这大约是责备那时的运动过激了的意思，在这儿正表示着鲁迅的认识之极不正确。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文艺政策多少可以自由，在成立前的左翼文艺是只有纯粹的战斗。
）第二，他们，特别是成仿吾先生把革命使一般人看成很可怕的东西，以一种极左的凶恶的面貌，简直好像是只要革命一到来，一切的非革命者立即便要镳杀干净，使人对于革命只是怀着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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