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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后在开始的两个礼拜当中，我完全失掉了知觉。
不断地发出谵呓，时而表现狂暴。
听说在最严重的时候，医师已经关照了安娜，可以准备后事了。
可是我依然活了下来。
病在两星期之后，渐渐地好转，虽然好得很慢。
在病院里差不多住了四个礼拜，才回到家里，但我依然是活着了。
回家的时候还不能走路，上楼是两脚两爪爬上去的。
医生说我抵抗力强，是死里逃生。
得了斑疹伤寒的人，在三四十岁以上的过半数是要死亡的。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事实上有一位和我约略同时得病的人，的的确确是死了。
那是桂毓泰博士的日本夫人斋藤花子。
桂博士和我是同期生，是由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在北伐前后，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任教职，后来做过院长。
我们是同学，又是同事（我在北伐前，担任过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
因此在广州的一段时期，花子夫人和安娜，更因同国的关系，是特别亲密的，她们就和姊妹一样。
就在我整理《浮士德》的那十一月的尾上，桂博士同他的夫人也由广州到上海来，他们是要一同往日本去省亲。
船过上海的时候有一夜的逗留，在当天晚上，他们是被留宿在我经常坐卧的一座亭子间里面的。
就只这么一夜，我们便分别了。
但等到第二年的二月初头，我还在养病的时候，桂博士一个人孤影悄然地从日本回来了。
夫人呢？死了！
就在到东京之后不久，害了斑疹伤寒，死了。
事情是很明显的，我们是同时受了传染。
斑疹伤寒是靠着虱子传染的。
我们虽然住在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里，但我们比较爱洁净，周围的日本人也是比较爱洁净的，无论怎样不至于生出虱子来。
这虱子的来源，毫无疑问，是桂博士和花子夫人在几天的船上生活中，由船上带了下来的。
花子夫人早在船上受了传染，而我又受了她的传染的传染，就这样，我们虽然隔着一个东海，却差不多同时害了同样的病，而她是死了，我是活下来了。
再补充一点医学知识吧，斑疹伤寒的潜伏期，是有十天到十四天的间隔的，算起花子夫人留宿在我们家里的日期，和我们发病的时期来，恰恰合拍。
我的生命虽然留下来了，但我也失掉了很重要的一些东西。
我的两只耳朵，在十七岁时，得过一次肠伤寒，已经是有些重听的，再经这一次的斑疹伤寒，在大病初愈时，差不多把听觉完全失掉了。
但这还是小事，而更重要的，便是我一家人失掉了赴苏联的机会。
苏联的船是十二月十二日开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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