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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多勇敢的新闻记者上前线，是三厅在签发通行证。
关于这件事情，我相信朋友们都还记得。
但除这之外，三厅本身也加强了慰劳前线和伤病兵和抗属的工作，加强了把精神食粮运输到前线的工作，加强了附属团队巡回各地的工作——在武汉撤守以前，我们陆续送出了九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训练着四个电影放映队，而让孩子剧团不断地在后方流动。
假使要用批评的眼光来看三厅，认为它的存在在抗战期间多少有过一些贡献的话，那倒不在乎它在武汉三镇前后所做过的几次轰轰烈烈而却空空洞洞的扩大宣传，而实实在在是在这些文化触角所给予各战区和后方的安慰、鼓励和启迪。
虽然由于前方也一样受着限制，工作并不能顺畅展开，而有时还需要有更艰苦的适应，但至少总把反动势力的嚣张牵制着了一部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人下了乡，受着了老百姓的熏陶，使先天带着舶来气质的新文化本身换上了民族气质。
这在演戏或歌咏方面特别显著。
这是一件大事，我希望批评家们应该把眼光扩展到这一个圈子里来。
二 慰劳工作
靠着“七七”
献金，我们成立了一个慰劳总会，统筹一切的慰劳工作。
这个会由公私机关合组而成，是一个民间团体的形式，但事实上是由三厅在主持。
会长是陈诚，副会长是马超俊和我。
后来移到重庆，由于社会部成立，又加上一个副会长谷正纲。
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厅改组，结果这个会便被谷正纲抢去了。
整个地说来，慰劳总会在抗战期间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的。
其所以然的缘故，当然要感谢武汉三镇的爱国市民，为了保卫大武汉他们捐献了自己的心血。
武汉三镇后来虽然并没有保卫好，在“七七”
纪念之后仅仅三个半月便沦陷了，使三镇的爱国同胞们遭了敌伪的**，而且受难了七年，但我今天敢于负责地说：爱国同胞的“七七”
献金，在慰劳总会的支配下，不仅没有一分一厘的浪费，而且是把一个钱当作了十个乃至一千个在使用的。
在我个人所负责处理的范围内，有几笔大数目我记得很清楚。
一笔是请准了二十万元的外汇，到香港采办医疗器材和药品，这是当时前方所急需的。
尤其像奎宁丸，虽然是很普通的药，但受着敌寇封锁，却非常缺乏，差不多宝贵得就和珍珠一样。
那时是阳翰笙和程步高担任了这项任务。
同时我还请他们多带了十万元的法币，在广州各地采办普通的慰劳物品，这要算是第二笔。
第三笔是在九月中曾经组织过南北两战场的慰劳团。
南战场是陈诚所主持的第九战区，北战场是李宗仁所主持的第五战区。
我们用现金慰劳，各战场送了五万元。
钱是由慰劳团亲自送到前线交给司令长官的，下落是怎样，我们就不敢保险了。
这三笔经费的用途，主要是出于我的主意，故我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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