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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日海军都没有经过战争的历练。
但中国军队的主力淮军，以及后来上阵的湘军，却是久经征战的部队，太平天国战争、剿捻战争，以及进军大西北的战争，打了很多年。
而日本方面，明治维新以来，只经过一个暂短的西南战争，基本上没有战争阅历。
按道理说，打过仗的军队比较起来要能打一些，而没打过仗的军队是个新手，至少经验和勇气上会差一些。
但是，仗一打起来，人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陆军从大同江退到山海关，没有打过一次哪怕是稍微能挽回颜面的小胜仗，只要能迟滞一下对方的进攻，就算大捷了。
而海军自大东沟海战吃了亏之后，就一直龟缩在威海军港里，最后被人抄了后路，从陆上拿下威海，瓮中捉鳖，全军覆没。
整个战争期间，武器精良的中国正规军制造的日军伤亡数，还不及后来日军接收台湾遭遇岛上的军民阻击时多。
很久以来，史家一直将这样的惨败归咎为制度的差异。
这个流行的说法，从戊戌维新一直到今天，还在流行。
说是甲午之败是因为日本的变革比中国彻底，中国的洋务运动的变革只局限在器物层面，而日本的改革则深入到了制度层面。
制度的威力，导致了中国的失败。
显然，这是一种过于肤浅的结论。
日本制度变革是一个累进的过程。
甲午战前，日本方才刚刚颁布宪法，召开国会。
此时的日本还谈不上君主立宪，仅仅勉强能算是一个二元君主制的国家。
立宪的制度优势，并不会立竿见影地体现在军事方面。
真正的原因是，在此之前，日本以学习西方为目标的军事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
正是在以西方为模板的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基础上，甲午战前的日本才走了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步——推行立宪，尽管是打了折扣的立宪。
事实上，日本军事改革的成绩不能算在政治制度上，刚刚实行的国会君主二元体制对于日本强军计划，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跟日本一样，中国的军事改革也是在19世纪60年代起步的，也同样是以西方为模板。
连具体学习目标都异乎寻常的一致——海军学英国，陆军学普鲁士。
显然，当年世界公认，这是两个最优秀的样板。
很明显，两国都受《孙子兵法》中“法乎其上”
思想的影响，中日两国的选择当然不会两样。
但落实到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国人学的马虎，有始无终；日本人学的认真，有始有终。
甲午战争时，中国陆军的主力是淮军，而淮军本身就是学习西方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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