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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健康受到影响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了。
我自一九四九年参加和平运动以来，就听说他的健康不允许他作长途旅行，特别是坐飞机。
然而每次和平会议，他差不多都是参加了的。
当然，他只能够坐火车或者汽车。
每次会议一得到他的参加，便会受到巨大的鼓舞。
他那样冒着健康上的危险而参加会议，应该说也就是表现着献身精神的悲壮的行为。
因而凡是与会的人都是尊敬他而且爱护他的。
他的态度也的确令人感觉到和蔼可亲而又不能不生出敬重的念头。
他的行动和谈吐都是雍容不迫。
他的报告是富有说服力的，逻辑性很强，当然也决不是干巴巴的或者冷冰冰的说教。
听他的报告就如在上高明老师的课堂，令人具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的快感。
为了七月斯德哥尔摩大会的举行，在六月间他曾经去访问过苏联，和苏联同志们交换意见。
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形，他是主张进一步加强和平运动，扩大运动的基础的。
这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的长途旅行了。
在大会召开前，我们曾经期待着他会亲自出席，但他终于因为健康的关系没有可能到会，但他亲自执笔的一篇报告是在大会上宣读了，为大会的各项讨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斯德哥尔摩大会的成功。
根据这些事实可以下出一个结论：约里奥·居里教授之于和平运动真可以说是“生死以之”
的。
我参加和平运动已经整整有十年的历史，我认识了不少的国际朋友，结交了不少的可尊敬的人。
但我要坦率地说：在这许许多多的可尊敬的和平战友中，使我感觉着最可亲近而心悦诚服的，要算是约里奥·居里教授和法捷耶夫同志两位。
他们两位给我的印象最深，而且影响也最深。
他们两位的性格是不大相同的：一位是科学家，一位是作家；一位和蔼而冷静，一位刚直而热情。
然而他们也有不少共同之点，最主要的便是同样负责而天真。
我和他们的私生活接触得很少，甚至可以说毫无接触，但他们对人的真率是在一言一动中可以看得出来的。
特别在偶尔表现出的一些不经意的举动里面，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失掉赤子之心。
我在这里就想举出关于他们的两件小事。
约里奥·居里是喜欢钓鱼的。
在有一次和平大会的小组会上他拿出一张照片给我们看，那是他钓到了一匹大约有三尺多长的海鱼，他用左手提着垂在大腿边，右手拿着钓竿，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这微笑在他显示照片当时的脸上也还保留着的，虽然他左手拿的不再是大鱼而是照片，右手拿的不再是钓竿而是铅笔了。
关于法捷耶夫的一件小事，我只要一想起他，他在那件小事中的姿态就要浮在我眼前。
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的事。
我跟着周总理和其他同志到莫斯科去参加斯大林的葬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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