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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这种状况,到了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让分区占领北京的洋人很是受不了。
下决心管管北京人排泄的那点事,于是开始强迫中国人修建公厕,组建社区组织,指定人手,定期掏粪,然后统一卖给农民。
于是,北京城有了粪商和粪工两种行当。
粪工受雇于粪商,就像店主和店员。
到民国期间,粪业已经相当发达,粪商们分别占若干个胡同,各有各的地盘,世袭垄断,父承子业,绝不许别人染指。
除非后世子孙混不下去了,把地盘给卖了。
粪商如此,粪工也是世袭事业,轻易不能替换。
接受粪商和粪工服务的居民,每年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得给犒赏,犒赏分成两份,一份给粪商,一份给粪工。
粪工工资微薄,全靠居民赏赐,才得以养家糊口。
但是粪商却很肥,不仅可以得到居民的犒赏,等于是今日的卫生费,而且可以把掏来的粪便积攒起来卖给农民,两头拿钱。
按说,居民是粪商和粪工的衣食父母,双方是一种服务交换关系,理应服务得好一点。
但是,由于粪业都是垄断事业,地盘都是固定的,住在哪个胡同,就得享用哪个粪商和粪工的服务,居民也就形同被绑架,无论怎样,你都得受着,否则,人家就不伺候了,几天厕所满了,粪水四溢,熏也熏死你。
那些南方来的官员、学生和商人,不习惯大事小事都进公厕,在蹲坑上挨熏,仍然跟在南方一样,用马桶方便。
但是,马桶用着舒服,倒马桶成了问题,人家粪工说传统没有这项业务,得单收费,如果你不肯,把马桶倒进厕所,人家连厕所都不掏了。
所以只能乖乖就范,每桶奉上一角大洋。
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不小的钱。
而且这钱还逐渐看涨,两角、三角地涨上去。
逼得所有人都得上公厕,时间一长,北京人蹲坑,就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晚,都有一批人蹲在那里聊天。
公厕,就跟茶馆似的。
从北洋到国民党,历届政府都想改革这种垄断的粪业,但是,每次只要放出风来,粪商和粪工就会拥到市政府,带着掏粪的家伙和大粪,示威抗议,有哪个政府官员能受得了这个,于是,只好不了了之,任他们垄断如故。
直到某些富人区有了下水道,安装了抽水马桶,这个对于北京富人也头痛的问题,才算了结,但是一般居民,依然得忍受这样的粪业。
像北京粪业这样的垄断,属于中世纪行会的遗风,跟后来的经济寡头的垄断,或者行政性的垄断,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只要是垄断,没有竞争,服务就一定好不了。
同样是粪便,在南方可以是挣钱的商品,排泄者本人可以因此而获利,但是到了北京,排泄者不仅要付费,而且还要忍受从业者,不,粪霸的挤对甚至勒索。
尽管是交易关系,但只要一方没有退出的权利,服务就必定会越来越次。
什么性质的垄断,都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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