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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知青在城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反而要他们去农村，接受怎么说在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中不那么先进的农民的教育，如果不是民粹主义，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解释的。
尽管我们看到，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自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的人，都往往被发配到农村，接受惩罚。
类似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犯错的人就要“黜为农”
，暗示农民并不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身份。
但这并不妨碍领导人在心目中，在精神领域幻化农民的圣洁形象。
因为他也曾让自己的儿子，到农村接受农民的教育。
把城里人下放到农村，主要是一种通过艰苦生活进行的惩罚，在圣洁化农民的同时，领导人当然也知道农村生活的实际状况到底是怎样的。
实际上，无论是“卸包袱”
还是“再教育”
都只是知青运动的一种表层原因。
知青运动的远因，在于当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大框架下，就没有明确城市化的位置。
无可否认，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追求者，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化的激进主义者。
但是，他们的现代化，却没有城市化。
他们对于推进工业化不遗余力，几个五年计划，工业化都是最主要的目标。
但是对于城市建设，却一直没有花太多的工夫，即使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没有城市化的规划。
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当时的工业化，是一种农村状况的工业化，即使工厂建在城里，也不大考虑生活的配套，甚至把城市也变成乡村的状况。
更不用说，由于三线的建设，大批的工厂实际上搬到了山区农村。
以至于有人刻薄地说，在改革前，中国到处都是农村，城市也是另一种的农村，所谓都市里的乡村。
正因为这样一种建设框架，所以，把城里的知青赶到乡村，才是合情合理的。
在“文革”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束，新的秩序建立之后，仍然每年都把知青赶下去。
因为，城市里没有这些青年的位置。
中国的传统，有让子女多吃苦而经受磨炼才能成才的说法。
这种说法，在今天依然有市场。
的确，知青中的少数人，经过农村生活的磨炼成长成为特殊的人才。
转型时期的中国，很多类似今天聚集在建川博物馆的知青精英，不折不扣是这个时代的骄子。
但是，大量的普通人，却没有因此而成才，他们是被耽误了的一代。
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在中国，现代化必然伴随城市化，是农村人往城里走，而非相反。
动用行政力量驱使城里人（不仅是知青）到农村的反城市化的现代化，是没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如果两千多万人的牺牲，能换回这个教训，那么知青吃的苦，还算有点效用。
可惜，我们看到，被历史决议早已判明为浩劫的“文革”
，其中的知青运动，已经逐渐被人涂染上喜剧色彩，快要变成庆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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