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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
(酸奶),大有嫌疑。
事实上,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招致“批判清算”
。
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
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
西太后心里明白,戊戌政变,理屈者是她自己。
废了变法,囚禁了光绪,结果是闯了鼓励义和团杀洋灭教直至攻打外国使馆的大祸,而真正的祸首,也是她。
一旦她死在前面,光绪在政治上清算她,实在是理所当然。
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除掉隐患,顺理成章。
西太后再一次向人们表明,在国家的命运和自己命运的天平上,她跟戊戌变法时一样,选择了把砝码放在自己的盘子里。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
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
或者这个人审时度势,知道老太婆也快完了,及时投靠新主子,不仅停止下毒,而且干脆把密谋和盘托出,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
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几个不怕死的党人精英,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把当时威力最大的黄色炸药运进北京,经过测试、安装,并侦察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鸦儿胡同旁边挨着银锭桥的一座小桥。
刺杀方案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如果安装时不出意外,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从那儿经过,炸药一炸,所有人都活不了。
可是,就在前一夜他们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影晃动。
如果在别的地方,也许当地人没那么爱管闲事,也就没事了。
但是,北京人从来都好事,太有公益心了,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于是嚷嚷起来,结果居民自治组织上报警察,事情败露。
结果,汪精卫等人功败垂成。
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动作越大。
因为当政者虽然也担心改良会损及他们的权势,但真正害怕的还是革命,因为按当时革命的宣传,革命党人恨不得把当家的满人寝皮食肉,一旦革命发生,统治者就会鸡飞蛋打,片瓦无存。
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实际上的皇帝,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按道理,政府的改革应该会加快。
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
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
不那么深地得罪立宪派,统治的基础就比较稳固,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可惜,这个变化,就被一泡屎给毁了。
那怎么办,谁让此时此刻此地,就有人要出来拉屎呢?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
9日那天,革命党人已经定好了几天后发动起义,发动前夕,领袖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哥儿几个仓皇逃命,将印章、旗帜、手枪甚至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
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多半能将事情按住。
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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