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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中共党史系作为实体单位取消，降级并入马列学院，而原党史系政治学类的两个教研室（占党史系一半）并入国际关系学院。
我所在的党史系政治学教研室，跟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系（也相当于教研室）合并。
我当初之所以选择做大学老师，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职业，相对比较自由。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学校的氛围相当宽松，没有后来的量化管理，也没有什么课题的压力。
学校的官员，也不怎么管老师。
我所在的党史系，尤其如此，基本上只要课上下来了，你喜欢做什么，研究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事。
你可以说那个时候，由于国门甫开，整体学术水平比较低，但你不能否认那时候比较自由。
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大学的强化管理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这个系依然具有相当的自由——虽然作为一个系，不那么学术。
然而，作为我们学校强化管理，理顺体制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系级建制的党史系消失了，我们进了陌生的国际关系学院。
两拨原来互不相识的人，合到一起，合成一个政治学系，双方边磨合边做事，做了很多事。
比如探索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编写研究生阅读材料，每年召开政治学的国际会议，成立博士生培养导师组等。
学院的领导都很奇怪，我怎么会跟原来国关的教授，张小劲、景跃进、王乐理甚至杨光斌，关系处理得那么好。
尤其是张小劲，当时他不仅是我们系的人，还是学院的副院长，他一心想把人大的政治学搞上去，跟北大一比高低，很多事都是他推我做的。
那时我们做得很好，有目共睹，连李景治也承认，学院的各个系所，我们做得最好。
那时的李景治，虽然对我们做的事不支持，一分钱不给，连句好话都没有，但至少还没有从旁掣肘。
此时的他，我除了隐约感觉到有点小心眼，好摆官架子之外，大体还过得去。
当然，虽然面上还过得去，但彼此对学术、对教学活动的分歧，还是逐渐加深着彼此的隔阂。
我看不上他处处端着、官架子很大的工作做派，一开会就一言堂。
口中不说，估计不经意间也会有所流露，而他则似乎越来越对我的不听话，感觉不耐烦。
他希望政治学系的人，像国政专业的大腕一样，上央视露脸。
我认为上不上电视，是个人行为，与学术无关。
他希望政治学系做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研究，我认为那是马列学院的事情，一个大学不应该有两个马列学院。
这些分歧，在一次会上，变成了公开的冲突。
吵完之后，我只当是工作纷争，没当回事，过后就忘了。
但是我不知道，此举已经触犯了领导的最大禁忌。
因为做院长多年，还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顶撞过他。
而且，21世纪的院长，已经今非昔比，资源雄厚，权力膨胀。
此时被当众顶撞，非同小可。
用别人的话说，我已经得罪了领导，结下梁子了。
可笑的是，我还不在意。
此后，我和政治学系的遭遇，在国际关系学院，就更惨了。
不仅大笔的211和985的经费，我们分不到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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