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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补充了一句：你们别掉以轻心，如果我上网说这件事，事就小不了。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时间到了，学校没动静。
我在我的博客上，把事情指名道姓地公开了。
现在回头看，我当时的公开事情的本意，最主要的，已经不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也不是为了给自己出口气。
主要是想通过这一案例，向全国展示一下目前高校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局面，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这个案例不特别恶劣，李景治也不是特别的坏，像这样的事情，在全国高校有许许多多。
这是一个普通的案例，因此特别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通过这个案例，开展一场公共讨论，让人们重视这个问题。
说起来，我得感谢李景治先生，如果不是他及时地回应，这场讨论根本热闹不起来。
很遗憾在他发了第四封公开信之后，学校当局下令阻止了他，连前四封信也撤掉。
当然，如果不是学院某些人跟记者说，学校要解聘我，事件也不会那么容易升级——上了外国媒体。
也得感谢人大的一些老师和学生，尽管学校方面下了不许支持我的禁令，但仍然有很多人明里暗里声援我。
还得感谢新华社北京和上海分社的记者，素不相识的他们，居然两次发内参，反映此事。
当然，更应该感谢众多的网民，以及众多的网络写手和学者，像南京大学的高华，华东师大的陈映芳、刘擎，清华大学的秦晖、郭于华等人，都专门写了文章，参加讨论。
如果不是重庆钉子户事件转移了视线，那么这场讨论估计会更深入。
事情过后，李景治先生因年龄的原因，体面地离开了院长位置，但在体制内的地位依然如故。
而我，虽然没有被学校除名解聘，但事实上已经从体制内出局。
作为一个公然破坏潜规则的人，任何学校都不敢要我。
这对我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回过头来看，这个事件的发生，的确有我个人的因素。
如果换一个人，脾气温和一点，多少对我的顶头上司表示一点他所谓的“敬畏之心”
，那么，事情是不是不会到这个地步？我估计不会的。
可惜，我做不到。
在我看来，大学里的教授，缺乏独立人格，奴性已成，恰是官僚化的土壤。
退一步说，如果当初我们做得不那么猛，收敛一点，多把功劳推给领导，也许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当时其实我有感觉，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跟张小劲谈过，也许，我们这样做，得到的只是嫉恨，最终什么都没有。
这个事件的过程及其结果，充分说明了现在的大学，其实没有人在意学术，没有人在意事业。
高高在上者，在意的只是他们的权势，他们的权威。
在他们的权威面前，没有学术，没有是非，没有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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