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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改革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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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
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是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
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1万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两亿四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六七千万两。
这么大的国家，一年不过1万余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中讲得那样，有很大的反感。
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
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
，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烂之时。
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
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
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12个内阁成员中，有9个是满人，其中核心的5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
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度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
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
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
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到满族亲贵一样，属于一种“倒行逆施”
。
自所谓“同治中兴”
、湘淮军兴起以来，清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经过漫长的洋务运动，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地方势力的壮大，已经从督抚专权发展到了督抚与地方乡绅主导的自治运动合流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满人的权势早就萎缩到了非靠汉族名臣和绅士才能勉强维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势力的壮大，根本就是无法逆转的。
新政时期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整个国家官、绅、商、民空前一致，对于作为主导者的汉族绅商而言，立宪，无非就是进一步分享权力，将原本作为谘议的谘议局和资政院，进一步升格为正式的立法机构，从而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国家的命运。
显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族少年亲贵，少不更事，用鲁莽的收权之举，开罪了所有最不该开罪的人，才导致了清朝的溃败。
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么有力量，而是满族亲贵犯了大错，没有人肯帮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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