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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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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
但我很抱歉，在两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见过面，在他们的死后，我才认识了他们的卓越贡献。
毫无疑问，我是一位后知后觉的人。
我第一次接触鲁迅先生的著作是在一九二〇年《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
文艺栏里面收了四篇东西，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作者和作品的题目都不记得了。
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
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一幕）。
第四篇是沈雁冰（那时候雁冰先生还没有茅盾的笔名）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
《头发的故事》给予我的铭感很深。
那时候我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医科二年生，我还不知道鲁迅是谁，我只是为作品抱了不平。
为什么好的创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说的译文的次位去了？那时候编《学灯》栏的是李石岑，我为此曾写信给他，说创作是处女，应该尊重，翻译是媒婆，应该客气一点。
这信在他所主编的《民铎杂志》发表了。
我却没有料到，这几句话反而惹起了鲁迅先生和其他朋友们的不愉快，屡次被引用来作为我乃至创造社同人们藐视翻译的罪状。
其实我写那封信的时候，创造社根本还没有成形的。
有好些文坛上的纠纷，大体上就是由这些小小的误会引起来了。
但我自己也委实傲慢，我对于鲁迅的作品一向很少阅读。
记得《呐喊》初出版时，我只读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便搁置了。
一直到鲁迅死后，那时我还在日本亡命，才由友人的帮助，把所能搜集到的单行本，搜集了来饱读了一遍。
像《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我只读过增田涉的日译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读过原文。
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
事实上我们是有过一次可以见面的机会的。
那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九二七年年底，鲁迅已经辞卸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回到了上海，我也从汕头、香港逃回到上海来了。
在这时，经由郑伯奇、蒋光慈诸兄的中介曾经酝酿过一次切实的合作。
我们打算恢复《创造周报》，适应着当时的革命挫折期，想以青年为对象，培植并维系青年们的革命信仰。
我们邀请鲁迅合作，竟获得了同意，并曾经在报上登出过《周报》复刊的广告。
鲁迅先生列第一名，我以麦克昂的假名列在第二，其次是仿吾、光慈、伯奇诸人。
那时本来可以和鲁迅见面的，但因为我是失掉了自由的人，怕惹出意外的牵累，不免有些踌躇。
而正在我这踌躇的时候，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回国了，他们以新进气锐的姿态加入阵线，首先便不同意我那种“退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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