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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等级的人，面子的概念是不同的。
面子也是有运用范围的，如果一个人的面子可以遮住有权施加惩罚的人，那么羞辱就不容易落到他的头上。
一般说来，等级高的人面子大，遮蔽范围大，等级低的人面子小，遮蔽的范围也小。
无论面子大小，只要伤及面子，总是令人难堪的事情，往往比肉体的伤害更加令人不舒服，除非此人是浑不论的滚刀肉。
从实施惩罚的效果角度，凡是需要惩罚的时候，往往要触及对方的“灵魂”
，即羞辱其人格，要让这个人和家人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如是，效果才好。
只是这种羞辱性惩罚的运用，往往强化了人们的暴虐心态，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乐于表演羞辱别人的闹剧，或者观看羞辱人的表演。
过去的县太爷不会当众打缙绅先生的板子，那是因为相对于县太爷而言，缙绅的面子足够大。
如果换成皇帝，而这个皇帝又足够地暴虐的话，管你是谁照样打，明朝不是有廷杖吗，意思就是即使贵为大臣，惹恼了皇帝，照样当众打屁股。
那个被文人捧得很红的雍正皇帝，还干过这样的事，不打也不杀，赐块“名教罪人”
的匾，叫某大臣（钱名世）挂在自家的堂上，就是要羞辱你和你的全家。
宗族里游街或者沉潭，都轮不到族长老爷，即使他老人家也不免偷香窃玉，不过，一旦落到绿林好汉的手里，族长老爷的面子就不一定能保得住。
只要面子遮蔽不到的地方，羞辱就有可能发生。
无论你官当得多大，地位有多高，只要上级领导发了话，羞辱就免不了，清朝皇帝经常发动群臣对某个人搞大批判，群臣无不乐于响应。
明朝的永乐帝将建文帝的忠臣家眷发在教坊为娼，众军汉特别踊跃地前往**。
总之，羞辱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众闲人狂欢的时刻，“文革”
时，无论给大人物戴高帽子游街，还是给村里的破鞋挂上真的破鞋示众，参与的人都一样的兴奋。
不过，在正常年景，最易发生的惩罚性羞辱，还是在最底层的人们身上。
一个社区，往往是边缘的人最倒霉，只要有点儿事，大家群起而攻之。
但是他们也比外来的同类处境好些，因为那些外来的人，地位既低，又没有熟人的情面，所以，只要他们犯了事，肯定是全区共讨之，羞辱自然是其中之意。
厦门发生的事情，如果那几个贴小广告的人是治安联防队一个社区的，可能命运未必会如此惨，但是，这些看上去民工一样的外地人，有谁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呢？
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社会，人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今天落在外地民工头上的羞辱，只要机会成熟，同样会落在另外的人头上，无论你地位多高，人活得多么体面。
从本质上讲，对犯错甚至犯罪人的羞辱，如果说对这些人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么更可能的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暴虐，仇恨心理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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