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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几代领导人物群中，也不乏人格和道德都相当出色者。
但是，吊诡的是，权力或者暴政的压迫，虽然人人痛恨，但其本身是有毒害性的。
反抗暴政的人，不知不觉会有暴政的人格，反抗权力压迫者，也没准会喜欢以同样的方式压迫另外的人。
对付压迫的时候，犀利、激烈、不宽容、对待别的人，甚至是跟他们同样是受压迫的人，也同样不宽容、犀利、尖刻。
道德成了批判甚至清算同辈的武器，而自己则高踞道德制高点上。
鉴于同样的理由，凡是被压迫的群体，在反抗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认同那些特别能战斗之辈，只要这些人的战斗能给他们出气，能获得成效，就自然而然地得到同辈的拥戴。
战斗的热情，战斗的气氛，将这些人可能有的人格缺陷，统统遮蔽。
不是这些人的人格缺陷没有展示出来，而是群体中的多数人，实际上被自己的悲情和**弄瞎了眼睛。
即使有个别明白人，也会认为斗争的大局需要，且暂利用，因而放松了警惕，待到这些人羽翼已成，势力壮大，党的大局，就变得更大，明白人就是再明白，也只好三缄其口，明白也不能说了。
有的时候，对手黑，我们也要黑，对手无耻，我们需要流氓，反抗营垒中的领袖变质，每每在不知不觉中。
所谓道德和清廉的价值，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早就变成了打人的棒子。
反过来，那些讲求操守之辈，一方面由于自己的清高，一方面由于自己的“斗争不彻底性”
，往往会被逐渐淘汰，退出党的舞台。
民进党从林义雄、许信良、施明德到陈水扁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人”
退出，党却变得更加有战斗性，因此，也就更有成效，甚至过早地迎来了在岛内执政的机会。
当然，这个结果，也部分地毒害了这个党，使之长久地陷在悲情和斗争性中难以自拔。
即便在执政时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也是家常便饭，执政时期的选举造势，也一样凄凄惨惨，悲情无限。
失去政权，不在如何夺回选民上打主意，而是重回街头，斥诸暴力，好像台湾根本就没有民主化一样。
正因为如此，陈水扁怎样也无法被切割，因为，在部分民进党人眼里，比较起来，现在的主席，斗争性要差了很多，出不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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