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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发达地区，绅商的演变幅度比较大，绅商的作用，也比较明显，但内地，则依旧是旧式士绅的天下，士绅和军阀的结合，被海外学者陈志让称为“军绅政权”
。
可是直隶这个地方相当特别，这里不像内地那样落后、封闭，欧风美雨，在这块土地大有沾濡，工商业，也有相当的基础。
不过，直隶毕竟是首都所在，工商业官商的意味很浓，当地的工商巨子，都跟官府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就是官家的钱袋，跟江南他们的同行相比，他们的官味和官气都相当地浓，自觉自愿地浓，因此，自治，在这里，更像是官治，地方议会，只能是军阀政策合法性的工具。
而且，可悲的是，这里的精英，在官欲官商的交替侵蚀下，道德水准也下降得很是厉害，参与政治的越深，道德败坏的程度越大，几乎没有内地那种旧士绅的绅士风度。
事实上，凡是讲点儿操守的精英，无一例外地在代议制操作中被淘汰，不是自己知趣退出，就是被人赶走。
从这个角度讲，直隶从谘议局到省议会令人沮丧的演变，是完全有道理的。
即使是这样一个逐渐拆烂污的代议制，对它的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毕竟，从晚清到民国，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果，是中国人全面学习西方实习课。
课没有上好，不等于中国人从此以后，只配忍受专制，做顺民，民主的道路，总得走。
当时转型，没有转好，以后还得转，所以，对当年的实习，必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从这一点儿上说，刘建军的著作，对国人，尤其是现在自诩处在转型期的国人，很有价值。
刘建军是我的学生，跟我不一样，他是纯史学路数教出来的。
他的硕士导师，是我的前辈河北大学的黎仁凯教授，是为治学严谨的忠厚长者。
纯史学路数的人，一般都恪守家法，做学问中规中矩，碰上我这样的野狐禅的老师，双方磕碰不可避免。
还好，在这样的磕碰中，刘建军把文章做出来了，功夫下得很大，比如每个省议员的出身、来路，从当时的报纸上，档案中，一个人、一个人地比照出来，写出这区区二十几万字，看过的资料数以千万字计。
做历史的人，灵气当然重要，但只要走对了路，肯下死功夫，就可以出成绩。
虽然说近来晚清到民国的地方自治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相关成果也有了一些，但刘建军的工作，却是不可替代的。
夸自己的学生，很有些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我这个人，自以为还是有原则的，也很爱惜羽毛，无论内外，拿不出去手的著作，决不作序。
其实，刘建军的著作，有没有我这个野狐禅的老师在前面写上几个字都行，但是既然做了人家老师，人家文章又做得这么好，虽然自家贡献不大，奉命写上几个字，也自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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