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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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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种提倡，成为了群众意识之后，每每有石玉杂糅、珠目淆混的倾向。
整理国故的流风，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色彩了。
国内人士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大都以整理相号召，甚至有连字句也不能圈断的人，也公然在堂堂皇皇地发表著作。
这种现象，绝不是可庆可贺的。
因此，反对的声浪也渐渐高涨。
吴稚晖在《箴洋八股化的理学》（见《人生观之论战》）一文中，便首致不满。
他以为“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
仿吾在《国学运动的我见》（见《创造周报》第二十八号）一文中，也说“国学，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没有研究之价值。
然而现在便高谈研究……未免为时过早”
。
仿吾教人要注重科学，他的论调与吴稚晖的虽若不期而同，但是吴稚晖所注眼的是功利问题，他以为科学切用于现在的中国，国学不切用，所以应该去此取彼。
仿吾的是方法问题，他以为要有科学的精神才能研究国学。
这是他们两人的不同之点。
本来做人行事，只要具有责任心，各就性之所近，各尽力之所能，以贡献于社会，原不当受第三者的干预。
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份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也不问社会的需要如何，孰缓孰急，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和社会上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份，扰乱了别人的业务了。
善教者教人只能现身说法，问而后应；他只能说我的做人行事是如此，但不能勉强人一例都应该如此。
善教者教人只在于无形无影之间使人不得不受他的感化，学他的步趋，但他却不能大锣大鼓四处去宣传：“你们快来学我！
快来学我！”
如今四处向人宣传整理国故研究国学的人，岂不是大有这种打锣打鼓的气势吗？国学运动才在抬头，便不得不招人厌弃，实在是运动者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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