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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会，中国人开了上千年，突然之间，西方人来了。
作为不速之客的西方人，不光打打杀杀，卖鸦片，做贸易，还要跟中国人办交涉，一起开会。
让中国人感到无限的麻烦，令洋鬼子感到莫名惊诧。
少见多怪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他的使华日记里，记录过他跟中国的总理衙门诸大人的开会过程：
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交部迥然不同。
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似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
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
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
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
若王发一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
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
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复能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
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
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
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
看来，中国人最早跟洋人开会，或者说会谈，是把私下和公开的两种程序混在一起了，合起来跟老外扯皮。
私下交涉的酒果上来了，吃吃喝喝，联络感情，正经说话的时候，又按等级来，地位高的先说，如果他不说，谁也不敢说，大眼瞪小眼。
他说完了，大家附和，连“天气果好”
这种寒暄话也都说得一模一样。
真是非礼勿言，言必唯上。
虽然让鬼子笑话，但自家绝对不会犯错误。
当时的总理衙门，等于中国的外交部。
但是这样的外交部，如此会谈，是办不了什么外交的。
耐性好的英国人，还能保持礼貌。
急性子的法国人，动不动就咆哮起来，大闹公堂。
当然也无济于事。
因此，很多情况下，清政府的对外交涉，都是到直隶总督兼的北洋大臣和两江总督兼的南洋大臣那里办。
反正有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人肯担责任，上头太后有默许，总理衙门断乐得闲着，凡事追认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李鸿章以地方大员身份，几十年主导清朝外交事务的技术原因。
再后来，康有为梁启超闹变法，学西方政治，发现自己伙的人，开会讨论，发言议决等等一点不灵。
于是定规矩，一点点教，还没有来得及教会，西太后发动政变，大家死的死，逃的逃。
后来孙中山接着教，还写了一本书，叫《民权初步》。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人会像西方人那样开会了吗？没有，很不幸，我们又复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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