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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妓女的爱国行为，之所以被人拿出来宣传，也不乏有借机贬损官员的意思。
虽然说，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种名妓文化。
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书画具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这样的人物，晚清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实际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
因此，像上面那种告花界同胞书之类的东西，尽管是白话文（可以肯定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果实），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给妓女们派活儿。
所以，这种产品，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笔。
同时，鉴于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
不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会拿来做文章，说他们如何热情如何奋发云云。
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连洪宪帝制运动，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当然，在护国讨袁中，人们则喜欢吹捧那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
所以，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的花界参与，尤其是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尽管多半有人造的成分，属于运动宣传造势的一部分。
但是，也不能否认，在运动中如火如荼的三罢中，妓女的确参与了，而且她们也有这个自觉。
贺萧的研究告诉我们，据上海著名小报晶报报道，在1919年，有名妓因为不读书，不熟悉“爱国”
、“同胞”
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
上海是个趋时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妓女，属于中国最为趋时的女人群。
不仅时装的变化，首先在她们身上体现，最早坐四轮马车，坐汽车，照相，上报刊封面，都是她们首开风气。
因此，即便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当爱国成为趋时的内容的时候，她们也是不会落后的。
记得有句一度很时髦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
但是，政治却不会让女人走开，也走不开。
无论宫廷谋划，还是密室阴谋，甚至大街上的抗争，都有女人的身影。
“五四”
是一场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但运动的深入，则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
自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民众抗议运动，几乎都有市民的色彩。
市民的参与，才使得运动具有力量。
但是，市民的参与，也让运动具有更复杂更世俗的色彩。
民国以后，由于官场禁嫖的禁令没有了。
官场中人，应酬饮宴，都离不开妓女。
而中国官场的政治交易，又必然在这种场合进行。
因此，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的身影，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当中。
像“五四”
这样看起来很高洁的爱国运动，也没有人会因为她们的参与，感到有什么不妥。
至少，她们的参与，起到了让运动持续发展的某种添加剂的作用，也让似乎很悲愤激昂的街头政治，平添了一点令人兴奋的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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